身为马来西亚人,这种旗帜鲜明,立场决定一切的对骂,不仅是一种没有必要的内耗,而且反智。把心思多放在自己的土地上吧!拜托了。
9月6日晚,受大马成功大学校友会之邀,参与线上成大Kopitiam之《二零二壹,民主开讲》座谈会,三个主讲人三个世代,谈那些年在台经历的民主化浪潮,再回看大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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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台升学。那些年是台湾民主化运动激烈,属于台湾野百合学运的世代。当年的民主浪潮冲决,让人相信民主化的可能和希望。
在台,有我刻骨铭心的事。有认同的,也有不认同的。但对台湾,我一直心存感激。写边缘评论之所以有着很浓烈的台湾情怀,那是因为台湾是让我觉醒、成长的地方。
大二那年,一场成大民主墙“侨生事件”,写了生平第一张大字报,引起很大的争论。学生围观民主墙议论、眉批、臭骂,媒体来报道(民众日报还“全文照登”),情治人员也来抄录。最后我和一些学生还被“有关单位”请去吃饭。经此事件,它对我的“大学之道”影响很大。我是属于执意要“回来”,也确实是“回来”的一批。
学术报国,这是旅台大马同学会的宗旨,也是台湾当年的民主化浪潮、本土化自觉,教会我们的事。随着台湾的民主化,如今成大那面墙也已经拆了,象征一个时代的告别。但那个时代的历练,清晰了我的困惑与寻路。
想说什么好呢?我是1988年至1995年留台。尤其是我大学本科时代,那是台湾激烈转型的时代,是冲破戒严专制走向民主开放的时代。大一那年的那一天,学生宿舍门前,口琴社的学长在摆摊,看我来,说:“学弟,签名支持好吗?我们在争取成立学生会。”
我问:“学长,校方提的门槛太高了,要三分二(还是二分一?记不太清楚了)签名支持,签这个名能成功吗?”
学长微笑坚定地说:“很难成功。但关键在我们要不要去争取。这是民主的过程。”
我签了。当然,印象中第一次的申请成立学生会签名运动不达标,没申请成功。可是,我第一次深刻体会到,什么叫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这就是我留台初期的民主化时代。那时还没有明显“旗帜鲜明”的统独(不能对话)的对立。不管你是什么颜色的,大学校园民主,我们关注的是垄断/霸权,公平与权益,为弱势发声的事。
野百合学运,那时我的老师、学长姐和同学很多都北上中正纪念堂示威静坐去了。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个画面,当时一名平时不太敢讲“题外话”的老师上课,校园钟声响了。老师盖起课本,说:“你们的学长姐从北部回来了,现在在体育馆外,你们有空,不妨去听听。下课。”
那个画面到现在还是很清晰。下课后,我们就骑着脚踏车到成大体育馆前,那里已有不少学生聚集,看到北上回来的学姐在讲话。而当年这名参与学运的学姐,现在是台湾民族学学者,不只做学问写论文,更钦佩的是,她仍不忘初心,用她的脚、她的心,在实践着她的原住民关怀、原民认同和社区教育,身体力行,以行动热爱着她足下的土地。
今天的台湾民主是不是变烂了,我不敢说。但当年野百合的种子,是撒下的。那是台湾野生的生命力。
我有台湾情怀,从不掩饰,毕竟我的大学是在台湾度过的。但并不表示我凡事都认同台湾现行的那一套。我们强调马来西亚华人的主体性,跟台独不台独那是两回事。
我也是留“中”的,和中国也保持友好关系和诚恳交流,更因师承关系,对中国历史与文化和当下之中国,保有一份温情与敬意。然而,当今大马华社的“亲中”VS“亲台”的两极化撕裂,完全没办法对话,这才是让人担忧的。
身为马来西亚人,这种旗帜鲜明,立场决定一切的对骂,不仅是一种没有必要的内耗,而且反智。把心思多放在自己的土地上吧!拜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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