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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7:20am 19/09/2021

安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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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煥然.那些年的留臺歲月

安焕然

身為馬來西亞人,這種旗幟鮮明,立場決定一切的對罵,不僅是一種沒有必要的內耗,而且反智。把心思多放在自己的土地上吧!拜託了。

9月6日晚,受大馬成功大學校友會之邀,參與線上成大Kopitiam之《二零二壹,民主開講》座談會,三個主講人三個世代,談那些年在臺經歷的民主化浪潮,再回看大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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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臺升學。那些年是臺灣民主化運動激烈,屬於臺灣野百合學運的世代。當年的民主浪潮沖決,讓人相信民主化的可能和希望。

在臺,有我刻骨銘心的事。有認同的,也有不認同的。但對臺灣,我一直心存感激。寫邊緣評論之所以有著很濃烈的臺灣情懷,那是因為臺灣是讓我覺醒、成長的地方。

大二那年,一場成大民主牆“僑生事件”,寫了生平第一張大字報,引起很大的爭論。學生圍觀民主牆議論、眉批、臭罵,媒體來報道(民眾日報還“全文照登”),情治人員也來抄錄。最後我和一些學生還被“有關單位”請去吃飯。經此事件,它對我的“大學之道”影響很大。我是屬於執意要“回來”,也確實是“回來”的一批。

學術報國,這是旅臺大馬同學會的宗旨,也是臺灣當年的民主化浪潮、本土化自覺,教會我們的事。隨著臺灣的民主化,如今成大那面牆也已經拆了,象徵一個時代的告別。但那個時代的歷練,清晰了我的困惑與尋路。

想說什麼好呢?我是1988年至1995年留臺。尤其是我大學本科時代,那是臺灣激烈轉型的時代,是衝破戒嚴專制走向民主開放的時代。大一那年的那一天,學生宿舍門前,口琴社的學長在擺攤,看我來,說:“學弟,簽名支持好嗎?我們在爭取成立學生會。”

我問:“學長,校方提的門檻太高了,要三分二(還是二分一?記不太清楚了)簽名支持,籤這個名能成功嗎?”

學長微笑堅定地說:“很難成功。但關鍵在我們要不要去爭取。這是民主的過程。”

我簽了。當然,印象中第一次的申請成立學生會簽名運動不達標,沒申請成功。可是,我第一次深刻體會到,什麼叫作“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這就是我留臺初期的民主化時代。那時還沒有明顯“旗幟鮮明”的統獨(不能對話)的對立。不管你是什麼顏色的,大學校園民主,我們關注的是壟斷/霸權,公平與權益,為弱勢發聲的事。

野百合學運,那時我的老師、學長姐和同學很多都北上中正紀念堂示威靜坐去了。我記得很清楚的一個畫面,當時一名平時不太敢講“題外話”的老師上課,校園鐘聲響了。老師蓋起課本,說:“你們的學長姐從北部回來了,現在在體育館外,你們有空,不妨去聽聽。下課。”

那個畫面到現在還是很清晰。下課後,我們就騎著腳踏車到成大體育館前,那裡已有不少學生聚集,看到北上回來的學姐在講話。而當年這名參與學運的學姐,現在是臺灣民族學學者,不只做學問寫論文,更欽佩的是,她仍不忘初心,用她的腳、她的心,在實踐著她的原住民關懷、原民認同和社區教育,身體力行,以行動熱愛著她足下的土地。

今天的臺灣民主是不是變爛了,我不敢說。但當年野百合的種子,是撒下的。那是臺灣野生的生命力。

我有臺灣情懷,從不掩飾,畢竟我的大學是在臺灣度過的。但並不表示我凡事都認同臺灣現行的那一套。我們強調馬來西亞華人的主體性,跟臺獨不臺獨那是兩回事。

我也是留“中”的,和中國也保持友好關係和誠懇交流,更因師承關係,對中國歷史與文化和當下之中國,保有一份溫情與敬意。然而,當今大馬華社的“親中”VS“親臺”的兩極化撕裂,完全沒辦法對話,這才是讓人擔憂的。

身為馬來西亞人,這種旗幟鮮明,立場決定一切的對罵,不僅是一種沒有必要的內耗,而且反智。把心思多放在自己的土地上吧!拜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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