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修復師邵慶旺／修復文物，讓歷史“活絡”起來
文物修復師邵慶旺／文物界神醫妙手，修復文物，讓歷史“活絡”起來
文物是歷史的證明和印記，即便它的材料再堅固，隨著歲月的侵蝕，也會有破舊、損壞的一天，為保存重要的歷史見證物，就需要到文物修復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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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慶旺形容文物修復師的責任如同醫生，修復過程所執行的每個步驟都要異常謹慎，因為一個不小心，便可能造成無可逆轉的損壞，現在不妨通過他的述說來更瞭解文物修復師的工作。
邵慶旺從事臺灣文化資產保存工作已有23年，目前是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助理教授兼文物修護研究中心主任，出身自美術專業的他，自然喜歡具有美感和美學的事物，也是推動他投身文物修復領域的因素。
“幾千年前人類使用的陶土，或者是他們製作的文物都具備當時的造型美感，這是學美術的人會很喜歡的。還有文物就像是被隱藏起來的秘密一樣，每次在考古時，發掘到出土文物，我都有一種解開秘密的歡喜。”
修復文物的時候，他都會感覺自己正在跟幾千年前的物件對話，進而從中聯想到物件如何被當時的人類使用，抑或他們為何會做出這樣的工藝品，而且部分文物其實都蘊含著歷史故事。
“文物是歷史事件的見證者，就像清代時的林爽文事件，我們可以通過乾隆皇帝所御賜的石碑來見證事件確實發生過，而且歷史故事就發生在我們的生活周遭。”
他曾加入中央研究院考古隊，主要的工作是繪製和修補出土文物，好讓考古學家研究，“修復時，我們不會做假設，只是還原文物的真實狀態，以儘量維持它們的生命延續，原因是假設可能會錯誤，進而造成誤導，所以像史前文物的話，只要還原形狀就好，但博物館文物因有展示需求，因此需要填補缺損的地方。”
宗教類文物仍在使用，會損壞
離開中央研究院後，他開始接觸宗教類文物的修復。他說，臺灣有接近兩千間的廟宇，不管是街口，抑或巷弄都能看到廟宇的蹤跡，而且不少廟宇是從明代、清代或民國初期便已建立至今。
“雖然廟宇的建築一直更改，但基本上文物都有存留下來，是廟宇創建的見證。隨著歷史演變，文物或許從使用中的工藝品，變成見證廟宇發展的重要物件，所以維護這些見證物是我們最重要的工作。”
邵慶旺說，廟宇本身就是博物館，裡頭蘊藏著許多民間的美學和工藝，也可以從中看見文化的發展脈絡，比如早期畫的圖像跟現在畫的圖像，都因為受國外文化的影響而改變，這都會讓每個地方的民間工藝看起來特別有意思。
另外，宗教類文物跟博物館文物的最大區別在於，宗教類文物仍在使用中，不像博物館文物已經脫離了文化脈絡、空間和所有者，所以宗教類文物的損壞會持續發生。
“每個材料都有壽命年限，就算是石頭也會爛掉，所以要是文物長期被太陽照射或雨水潑灑，我們會建議做移地保存。臺灣也有設定一些政策，像為了健康和環保因素，而減少香支的使用，以避免油煙對文物造成損壞。”
他說，臺灣基於氣候條件，以及有地震和颱風的關係，跟國外相較起來，文物的損壞狀況會更嚴重，“大概20年前，有不少國外的修復專家學者會來臺灣跟我們交流，但後來發現，我們並沒有辦法在臺灣的環境下，使用國外的技術或材料，所以我們必須調整成適應臺灣氣候的材料。”
對他而言，最具挑戰的項目就是壁畫保存，原因是壁畫畫在牆壁上，損壞因素都是跟建築有關，比如說地震、牆壁裂開導致雨水或地下水滲進去等，都會造成壁畫損壞，甚至形成壁癌，而要移除掉壁癌其實非常不容易，當中涉及繁雜的科學過程。
率團隊為檳城文山堂邱公司修復彩繪
配合臺灣文化部與馬來西亞喬治市世界遺產機構簽署的合作備忘錄，邵慶旺於兩年前，帶領了臺灣的彩繪修復師團隊來到檳城，替文山堂邱公司修復彩繪工作。他也於本月中出席了由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主辦，雲手文創基金會策劃執行的《Tea Philo哲學茶席》線上講座，分享相關修復經驗。
“這項案子其實具有一定意義，因為從中證明臺灣所累積的文化資產保存能量和能力，是足以跟國外交流，以及跟國際上的觀念開始有互動和連接。”
對他來說，文山堂邱公司修復項目是一次寶貴的經驗，原因是損壞程度嚴重，而且用的是傳統材料，像礦物性顏料，“臺灣的傳統材料不容易保存下來，因為密集換新，但在馬來西亞卻發現原始材料，並且使用了蠻長一段時間，所以不容易修復，比如做清潔時，大部分材料都變質了，用什麼清潔藥劑都洗不掉，後來我們只好用手術刀慢慢刮掉髒汙的東西，因此成本昂貴。”
另一挑戰是，除了本身看法，他也要尊重當地修理師的看法，“就像他們有提到，希望修完以後，彩繪不要有斷頭或斷手的感覺，因為不吉利，所以儘管在臺灣，我們是維持文物的狀況，不過在馬來西亞就需要參考當地人的意見，儘量通過色彩營造出有手的假象，我們也不會真的畫一隻手出來。”
他發現，我國大部分文物都沒有修復過，當中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在於文物較原始，壞處就是基於缺乏關心而造成損壞，慶幸的是馬來西亞氣候常年維持高溫和高溼的狀態，因此損壞程度並不激烈。
“這次的交流也讓我發覺，原來華人地區的文物都那麼相似，不管是美學、宗教信仰，抑或生活背景經驗，相似度都非常高，甚至有些文物在臺灣已經看不到了，卻在馬來西亞看見。”
文物修復不是一套方程式走天下，需要與時並進不斷吸收新知
邵慶旺說，每個文物修復項目所需時間不一，文物單一的話，可能需時幾個月，而大型的項目都要耗時一年以上，除了要很細緻地去除掉不好的東西，還要加強文物的結構等等，所以需要耗費一定的時間來修復。
“文物修復並不算是重複性高的工作，原因是每個文物存在的環境和材料不一定一樣，就算是同樣材質，在臺灣不同廟宇，同一個香爐的損壞因素也會不一樣，因此我們不能完全按照一套標準作業程序，去完成所有的文物修復工作。”
敏銳、謹慎、擁有手操作能力和願意接受新知識，是他認為文物修復師需具備的特質，“文物修復師要把自己訓練得像敏感的機器一樣，五官要敏銳地瞭解文物狀況，而且修復師如同醫生，每個步驟都要謹慎執行，一旦操作失誤，就可能造成無法逆轉的損壞。”
再來，文物修復師要對不同領域都有所涉獵，包括歷史、工藝史、科學分析、生物學等，也要學習科學儀器的操作，同時要不斷接收新資訊，像國際上的新觀念、新材料、新修復方法等都要了解，不能按照一套方法默默地做，這樣是不可能做得好的，更重要是不可以亂假設文物的形狀。
同時身為教育者的他，希望能培養下一代的修復師，因為文化資產保存是永續經營的，“我們都花很多心思在培育不同年齡層的修復師，適當地把資源和知識慢慢交給他們，藉此來建立良好的文化資產的資源平臺，好讓年輕一輩有機會往下走。”
他認為，文物是認識和了解一個國家的最好管道，所以有必要維持文物的生命，“一個人要邁向下一步，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認識過去的你，要是連自己都不認識，你的生命將會失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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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格视频
点开Gema Bumi网页，往下滑看见马来西亚地图。点击漂浮在上头的圆点，该处的声音和视频在眼前展开。原住民在山里小溪里移动的声音，晨间蝉鸣以及雾霭环绕的山峰，肯雅族弹奏传统乐器Sampe，侏儒象过河溅起水花声的瞬间，都被记录在云端。
这些发生在日常却往往被忽略的声音，是本地作曲家余家和踏入田野收集的。他认为，用麦克风采集声音，比起人耳更客观，更能提供最完整的资讯。
报道：本刊 陈星彤
摄影：本报 陈世伟
余家和是音乐高级讲师，是作曲家，也是演奏家。
出生于砂拉越名为马鲁蒂（Marudi）的小镇，他在尚未有记忆以前，跟随从事伐木业的父亲到美里的深山居住。小学二年级以前，家里没电也没自来水。
“冲凉就在家前面的河流，那些水很干净，也是我们喝的水，当然也有井水。”或许是自小就和自然接触，即便在成年后离开林里到城市发展，他仍离不开和自然的联系。
多年来，他致力研究东南亚民间音乐，时不时深入原住民部落采集声音。
城市发展下消失的声音
在一次远赴砂拉越巴南河流域，寻找肯雅和加央族部落录制原住民歌唱、活动声音的过程中，他意外发现森林生态的声音减少了。
“后来我发现没有人唱歌，只有流水声，这样的录制也不错，往后就越来越往环境声音发展。在2017年到2019年间，我去了砂拉越那里，每一次都去录声音，发现前后两年录的声音完全不同。”
他说明，2017年森林里的生物多元，四处可听见昆虫、鸟类的声音。短短2年内，这些声音明显减少，一问之下，他才发现附近的森林被砍伐，河流亦受到污染。
“一开始去的时候，原住民村子前面的河流还蛮干净的，我们还可以游泳，但2019年的时候就不能了。”
毫无预警地，COVID-19病毒来袭，全球落实封锁政策，人类困在家里，道路上没有车辆。少了噪音，取而代之的是自然的声音回来了。
带上器材开启声音采集
当时，政府限制人民的活动范围，因此余家和只能走到最靠近的公园，只为听声音。
“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城市公园的声音这么好听。以前有很多车辆、工厂在附近，发出噪音，像飞机也是，它的低频很重。”低频噪音指的是频率在500赫兹以下的声音，他接着说：“低频导致的噪音污染，让我们听不到很多声音，例如鸟叫以及昆虫声。”随着噪音污染减弱，森林里的生物回来了，城市的住宅区亦能“听”见大自然的生态。
于是，他赶紧拿起麦克风到周遭采集。慢慢地，政府放宽活动范围，他拉着从事导演、制作人的朋友郭威廉到城市的绿地里录音。一个录制视屏，一个采集声音。
“那时纯粹想把大自然的一些东西，通过videocam和麦克风录下来，保留当时的环境声。后来我们去更多的森林，像是Ketumbar Hill（山猪山）和Gasing Hill（加星山）。”
好听的声音很多，他说。而余家和口中的“好听”，是听了以后身心理都觉得很舒服的声音。
“流水声音大概是15到20分贝，我们的心情会很舒服；但流水很急的时候，音量达到50分贝，又会感到烦躁；而听到森林的昆虫声，人类就会感到安全。或许我们就应该居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而不是四周都是汽车、工厂和飞机声的地方。”
推出Gema Bumi寻找更多声音
有了个起头，他和郭威廉就这样把兴趣发展成计划。3月16日，由马来西亚歌德学院赞助的网站“Gema Bumi”正式推出。
“Gema在马来语中的意思是‘共震’。我们听到声音，是因为震动后产生频率，Gema Bumi 说的就是我们环境周围的声音。”
他们致力寻找马来西亚尚未被噪音污染的地方，像是曾经去到马泰边界的一个小甘榜，居民多为暹罗人。当地人看见两人无不感到新奇，因为许多未见外人来访。
点开网站的视频，一群侏儒象正缓缓过河。这是两人花了一周，在沙巴的京那巴当岸河“觅象”的成果。余家和分享，当时他们与象群隔着一段距离。在40分钟里，象群的“领导”盯着船只看。
“我们靠近一点，它就发出警告声，它的族群就在后面不管我们，一直在吃叶子。40分钟后，那个领导发出一些叫声，它们就停止吃，每一只大象开始过河。”不单如此，他们更在过程中发现类似新的猴子物种，目前已将录制的画面交由科学家鉴定。
出自于对自然的喜爱，两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抽出时间用影像和声音，记录和保护那些濒临消失的生态声。
采集到的声音可供后人参考
不单是采集生态的声音，余家和透露梦想是开个声音博物馆。博物馆里头收集各式各样的声音，好比老街、菜市场、山洞、失传行业。他进一步强调，人们认识一个地方不单靠四周的景色，也源自声音，“声音跟地景息息相关，当把声音拿掉，这个地方就会变得陌生，成了我们无法辨别的一个地方。”
走出录音室录音，这就是所谓的田野录音师，亦是余家和最新的身分。虽然在本地尚未普及，但该职业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
“从加拿大开始后来加入生态学等不同领域crossover，在亚洲地区的话，日本、台湾比较多人在做。”这些采集而来的声音，往后成为供后人参考的数据，“像是我录下老街的声音，5年后这里发展成高楼大厦，我所留下的声音就成了可以参考的data。”
即便如此，说到保存，人们往往想到文字和照片，声音又扮演怎样的角色？
声音里或许有更多的隐藏讯息
“完整的我记不清了，有一个说法大概是：照片胜过文字，而录下的音档则胜过几千张照片。”他解释，连续两年在一个地方照相，景色或许看起来都一样，但从声音或许能听出差异。
“我们可以录几公里以外的声音，但拍不到隔壁的森林。把声音录下来分析，就能看出什么物种消失了。所以，声音承载的信息比视觉多，一个录音胜过几千张照片的说法，就是强调声音里隐藏的信息很重要。”
后记：人得学习客观“人只听自己想听的。比方说现在时钟发出的滴答，你进来听到了，但一下就会忽略，因为不重要嘛，你会很主观去听我们讲话的声音。” 第一次接触余家和，其实是在去年参与他主讲的声音工作坊。 “人、语言和自然。人的思维方式受语言控制，当语言不在的时候，我们能更直接接触自然。” 踏出户外，众人根据指示闭上嘴不说话，关上眼专注地感受四周震动所发的声响。左耳传来的鸟鸣，前方地铁轰隆隆的进站声，甚至是后方吹来的风声……明明是再也熟悉不过的街道景色，却因此有不一样的感受。或许正如他说的，跳脱文字、视线所及之处，人的感受以及想像力，能走得更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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