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拉数码商场的经验,其实是为依斯迈上了一堂经济课,这一堂活生生的课程,可能在哈佛大学商学院也学不到。
2015年刘蝶广场骚乱之后,时任乡区发展部长的依斯迈,毅然决定模仿刘蝶广场电子城的模式,成立刘蝶2(之后易名玛拉数码商场),专门提供土著商家进驻,做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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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拉数码商场的概念,其实是新经济政策一以贯之。由政府提供优惠租金,免费装修等,成本已经大幅降低,加上土著客户数量庞大,这个计划应该可以风生水起,大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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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拉数码商场雄心勃勃,继吉隆坡之后,先后在沙亚南、新山、怡保、关丹设立据点,准备大展鸿图。
岂料,短短几年,各州的玛拉数码商场一家接一家关闭,至今剩下吉隆坡一家,也是门可罗雀。
我不认为失败原因在于马来同胞不善经营。放眼全马,成功的马来企业比比皆是,新兴的电子商务更是不乏飞黄腾达的马来网红和公司,马来企业高管也分布在GLC和上市公司。
玛拉数码商场的失败,是在于新经济政策下的封闭模式,造成一池缺乏生机的死水经济。
这个只限土藉参与封闭模式,导致资金难于流转,货品不流畅,竞争自我消耗,管理单一化,客户单元化。
在开放式的市场经济底下,不管是企业或国家,要取得成功,必须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而最根本的失败原因,就是封闭,从玛拉商场到朝鲜,都是代表性的例子。
玛拉数码商场的经验,其实是为依斯迈上了一堂经济课,这一堂活生生的课程,可能在哈佛大学商学院也学不到。
转眼几年后,依斯迈做了首相,任务更加吃重,眼界原本也要更高。
但是,从第12大马计划的呈现来看,依斯迈还是没上好这堂经济课。
这个引导大马未来5年经济方向的计划,缺乏新意不说,最大的问题是依然纠缠在股权分配和土著议程。
譬如,计划规定土著公司只能售股给土著财团、公司或个人,美其名是确保土著股权得以持续,但是,最终将是扼杀了这些土著公司。
道理很简单,任何公司要售股,目的主要是为了筹资,而筹资的方向自然是寻找资金最充裕的市场。
今天全球有潜能有价值的公司,如果要筹资,多数会前往纽约、伦敦、上海、香港等,因为这些金融中心资金最充裕,汇集了世界各地的资金来源;这些资金不分国家和肤色,更没有土著和非土著之分。
而大马土著公司只售股给土著,而土著金融市场规模有限,难于提供足够的资金,一旦资金供应不足,这些土著公司就无法扩大,甚至难于生存。这种封闭做法,形同设立玛拉数码商场,一厢情愿的只限土著经营,以为是栽培和保护土著企业,结果反而是把它们丢进一池死水,失去生机。
第12大马计划的其它土著议程,包括政府官关公司(GLC)若要出售或释股,必须优先开放给土著;同样的,土著金融市场有这个能量吸收官股吗?土著个人和企业入股后,又是否能够为GLC注入价值?
倘若GLC公开出售或释股给具备财力和专业能力的投资者,不但可以得到更高回酬,也可能吸收管理和生产技术,这才是双赢之道。
第12大马计划也重申股权分配,强调土著还未达到总体持股30%的目标。这不但是老调重弹,也是为一再延续新经济政策寻找借口。
政府计算股权的方式,存在许多疑点。通过土著投资基金、政府官联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占了很高比率,但并没有纳入土著股权,这是一个争议点。
而土著股权从1970年代的2.4%,一路上扬到目前的17.2%(还不包括土著投资基金和GLC的持股),增幅不可谓不大;而非土著的股权比例,却一路下跌,从1970年代的33%,减少到目前的25%,这又要谁要去?
政府一直钻在股权比例的牛角尖,迄今抱紧不放(货运代理公司须土著持股51%的政策还不愿废除),这是以50年前的思维,来应付今天的新经济时代;后果必然是经济蛋糕无法做大,而是越切越小,各族人民都困在低成长的陷阱。
而土著议程美其名是帮助土著经济发展,但是,终究是让少数特权阶级垄断利益。
第12大马计划固然不是依斯迈一手策划,但是,作为首相,他是最高的决策人,也负责引导和决定未来的路向。依斯迈没有从玛拉商场经验学到土著议程的弊病,错失了大马振衰起弊,重新出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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