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拉數碼商場的經驗,其實是為依斯邁上了一堂經濟課,這一堂活生生的課程,可能在哈佛大學商學院也學不到。
2015年劉蝶廣場騷亂之後,時任鄉區發展部長的依斯邁,毅然決定模仿劉蝶廣場電子城的模式,成立劉蝶2(之後易名瑪拉數碼商場),專門提供土著商家進駐,做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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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拉數碼商場的概念,其實是新經濟政策一以貫之。由政府提供優惠租金,免費裝修等,成本已經大幅降低,加上土著客戶數量龐大,這個計劃應該可以風生水起,大獲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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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拉數碼商場雄心勃勃,繼吉隆坡之後,先後在沙亞南、新山、怡保、關丹設立據點,準備大展鴻圖。
豈料,短短几年,各州的瑪拉數碼商場一家接一家關閉,至今剩下吉隆坡一家,也是門可羅雀。
我不認為失敗原因在於馬來同胞不善經營。放眼全馬,成功的馬來企業比比皆是,新興的電子商務更是不乏飛黃騰達的馬來網紅和公司,馬來企業高管也分佈在GLC和上市公司。
瑪拉數碼商場的失敗,是在於新經濟政策下的封閉模式,造成一池缺乏生機的死水經濟。
這個只限土藉參與封閉模式,導致資金難於流轉,貨品不流暢,競爭自我消耗,管理單一化,客戶單元化。
在開放式的市場經濟底下,不管是企業或國家,要取得成功,必須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而最根本的失敗原因,就是封閉,從瑪拉商場到朝鮮,都是代表性的例子。
瑪拉數碼商場的經驗,其實是為依斯邁上了一堂經濟課,這一堂活生生的課程,可能在哈佛大學商學院也學不到。
轉眼幾年後,依斯邁做了首相,任務更加吃重,眼界原本也要更高。
但是,從第12大馬計劃的呈現來看,依斯邁還是沒上好這堂經濟課。
這個引導大馬未來5年經濟方向的計劃,缺乏新意不說,最大的問題是依然糾纏在股權分配和土著議程。
譬如,計劃規定土著公司只能售股給土著財團、公司或個人,美其名是確保土著股權得以持續,但是,最終將是扼殺了這些土著公司。
道理很簡單,任何公司要售股,目的主要是為了籌資,而籌資的方向自然是尋找資金最充裕的市場。
今天全球有潛能有價值的公司,如果要籌資,多數會前往紐約、倫敦、上海、香港等,因為這些金融中心資金最充裕,彙集了世界各地的資金來源;這些資金不分國家和膚色,更沒有土著和非土著之分。
而大馬土著公司只售股給土著,而土著金融市場規模有限,難於提供足夠的資金,一旦資金供應不足,這些土著公司就無法擴大,甚至難於生存。這種封閉做法,形同設立瑪拉數碼商場,一廂情願的只限土著經營,以為是栽培和保護土著企業,結果反而是把它們丟進一池死水,失去生機。
第12大馬計劃的其它土著議程,包括政府官關公司(GLC)若要出售或釋股,必須優先開放給土著;同樣的,土著金融市場有這個能量吸收官股嗎?土著個人和企業入股後,又是否能夠為GLC注入價值?
倘若GLC公開出售或釋股給具備財力和專業能力的投資者,不但可以得到更高回酬,也可能吸收管理和生產技術,這才是雙贏之道。
第12大馬計劃也重申股權分配,強調土著還未達到總體持股30%的目標。這不但是老調重彈,也是為一再延續新經濟政策尋找藉口。
政府計算股權的方式,存在許多疑點。通過土著投資基金、政府官聯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權,佔了很高比率,但並沒有納入土著股權,這是一個爭議點。
而土著股權從1970年代的2.4%,一路上揚到目前的17.2%(還不包括土著投資基金和GLC的持股),增幅不可謂不大;而非土著的股權比例,卻一路下跌,從1970年代的33%,減少到目前的25%,這又要誰要去?
政府一直鑽在股權比例的牛角尖,迄今抱緊不放(貨運代理公司須土著持股51%的政策還不願廢除),這是以50年前的思維,來應付今天的新經濟時代;後果必然是經濟蛋糕無法做大,而是越切越小,各族人民都困在低成長的陷阱。
而土著議程美其名是幫助土著經濟發展,但是,終究是讓少數特權階級壟斷利益。
第12大馬計劃固然不是依斯邁一手策劃,但是,作為首相,他是最高的決策人,也負責引導和決定未來的路向。依斯邁沒有從瑪拉商場經驗學到土著議程的弊病,錯失了大馬振衰起弊,重新出發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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