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来中国拼命三郎式一路改革创新,超越我们固然是天理;但我们也衰在自己不长进,龟兔赛跑中途睡觉,才被中国阔步“割车”,朝着人家背后大叫“我的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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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依斯迈沙比利上台不久即向国会提呈第12大马计划,民间竟没掀起涟漪,你觉得意外吗?
很多人说,大马计划进入第12版但内容了无新意,报告书涉猎范围虽具深广度,但被国会议员和经济分析员抓住“确保土著股权的可持续性”关键借题发挥,争议之声余音荡漾。
说实在,首相第12大马计划的理论基础也出问题,若不是财政部官员闭门造车,就是首相思维腐旧,牵着老马继续推烂车,不适合走远路。
第12大马计划有两个争议点被政敌消费。一、政府规定土著拥有的公司和股票肥水不流别人田,只限转售给土著财团、公司和个人,以确保土著股权的可持续性。
二、依斯迈刻意突出大部分土著仍处于低收入和贫穷状态,2019与1989年来去逾20年,但土著和华裔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扩大,两者目前相差4倍。
说实在,土著特权和30%固打制,是新经济政策的旧包袱,源自1969年五一三事件后,翌年由敦拉萨政府实施至1990年撤销,总共实施20年。过后,此政策虽以国家发展政策等不同名堂再世,但土著特权的主轴仍是经济政策的核心,骞然回首已是50年。
如果政府继续沿用半世纪前的腐旧政策,再过50年,我国土著是否仍需画饼充饥、倚着拐杖走路?
1970年新经济政策启动,巫统除了2018-2021年暂失中央政权,但以种族界线区分贫富悬殊的经济思维,50年来一成不变,几时才能与时并进?
江湖人问:人生能有多少个10年?想问:一个国家,究竟能有多少个50年春秋?
政策一路维新变法、政府思维与时并进,是国家踏步朝向兴盛繁荣的法则,中国是最佳例子。
1970年(大马新经济政策启动年),马来西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57.66美元,中国仅是113.16美元,两者相差316%,骄人注解是70年代,国油开始成为我国的自动出纳机。
50年后(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至10,270美元,中国已达10,484美元,马来西亚与中国相比已落后0.02%。
50年来中国拼命三郎式一路改革创新,超越我们固然是天理;但我们也衰在自己不长进,龟兔赛跑中途睡觉,才被中国阔步“割车”,朝着人家背后大叫“我的大哥”。
过去50年,中国领导层改制前,无产阶级斗争猛烈,党政治国界线模糊,但有数名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华国锋、赵紫阳、李鹏、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等人处理国务,脚步颟顸但国运渐强。
数据显示,2000新禧年之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难望大马项背。
难得1979年,邓小平推动中国改革开放、1980年发表“8.18讲话”、1982年通过“八二宪法”,中国才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至今已有3名党要以总书记名份轮替指挥国运:江泽民(1993-2003)、胡锦涛(2003-2013)及习近平(2013至今),相继制定中国高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
习近平上台后肃贪砍贪最落力,2023年任期届满后是否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复辟,目前未详,但最近提出“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概念,矢言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讲话一出,一片哗然。
所谓的“共同富裕”,是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共同富裕”有别于“同步富裕”,可以通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分阶段带动和提携落后地区的人民。
看起来,习近平意在巩固社会底层民众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支持,而下一步却看似针对大型私企开刀,以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
至于“三次分配”是要怎样看和怎样干,外人听来则较难理解。官方论述是要通过“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根据中国媒体引述,此概念出自经济学家厉以宁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一书。书中提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分配。”
“第一次分配是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的分配,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按照兼顾效率和公平原则,侧重公平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这一收一支所进行的再分配。第三次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资源捐赠而进行的分配。”
外国分析员隔靴搔痒,把它诠释为中国是要通过“绑架式”慈善协助当局解决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我国如果依样画葫芦,恐怕长期娇生惯养的马来精英,会群起作乱造反。
中国是极权,50年达臻昌盛的路程是起步维艰后来追上;我国是民主,50年的经历却是得天独厚先盛后衰,这点又要如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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