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泉安.我國延續土著議程，中國開創共同富裕

說實在，土著特權和30%固打製，是新經濟政策的舊包袱，源自1969年五一三事件後，翌年由敦拉薩政府實施至1990年撤銷，總共實施20年。過後，此政策雖以國家發展政策等不同名堂再世，但土著特權的主軸仍是經濟政策的核心，騫然回首已是50年。

如果政府繼續沿用半世紀前的腐舊政策，再過50年，我國土著是否仍需畫餅充飢、倚著柺杖走路？

1970年新經濟政策啟動，巫統除了2018-2021年暫失中央政權，但以種族界線區分貧富懸殊的經濟思維，50年來一成不變，幾時才能與時並進？

江湖人問：人生能有多少個10年？想問：一個國家，究竟能有多少個50年春秋？

政策一路維新變法、政府思維與時並進，是國家踏步朝向興盛繁榮的法則，中國是最佳例子。

1970年（大馬新經濟政策啟動年），馬來西亞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357.66美元，中國僅是113.16美元，兩者相差316%，驕人註解是70年代，國油開始成為我國的自動出納機。

50年後（2020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至10,270美元，中國已達10,484美元，馬來西亞與中國相比已落後0.02%。

50年來中國拼命三郎式一路改革創新，超越我們固然是天理；但我們也衰在自己不長進，龜兔賽跑中途睡覺，才被中國闊步“割車”，朝著人家背後大叫“我的大哥”。

過去50年，中國領導層改制前，無產階級鬥爭猛烈，黨政治國界線模糊，但有數名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華國鋒、趙紫陽、李鵬、朱鎔基、溫家寶、李克強等人處理國務，腳步顢頇但國運漸強。

數據顯示，2000新禧年之前，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仍然難望大馬項背。

難得1979年，鄧小平推動中國改革開放、1980年發表“8.18講話”、1982年通過“八二憲法”，中國才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至今已有3名黨要以總書記名份輪替指揮國運：江澤民（1993-2003）、胡錦濤（2003-2013）及習近平（2013至今），相繼制定中國高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地位。

習近平上臺後肅貪砍貪最落力，2023年任期屆滿後是否將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復辟，目前未詳，但最近提出“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概念，矢言要加強對高收入的規範和調節，依法保護合法收入，合理調節過高收入，講話一出，一片譁然。

所謂的“共同富裕”，是上世紀90年代鄧小平提出的概念。他認為，“共同富裕”有別於“同步富裕”，可以通融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分階段帶動和提攜落後地區的人民。

看起來，習近平意在鞏固社會底層民眾對中共執政合法性的支持，而下一步卻看似針對大型私企開刀，以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

至於“三次分配”是要怎樣看和怎樣幹，外人聽來則較難理解。官方論述是要通過“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根據中國媒體引述，此概念出自經濟學家厲以寧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一書。書中提到：“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分配。”

“第一次分配是由市場按照效率原則進行的分配，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按照兼顧效率和公平原則，側重公平原則，通過稅收、社會保障支出等這一收一支所進行的再分配。第三次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過個人資源捐贈而進行的分配。”

外國分析員隔靴搔癢，把它詮釋為中國是要通過“綁架式”慈善協助當局解決社會貧富不均的問題。我國如果依樣畫葫蘆，恐怕長期嬌生慣養的馬來精英，會群起作亂造反。

中國是極權，50年達臻昌盛的路程是起步維艱後來追上；我國是民主，50年的經歷卻是得天獨厚先盛後衰，這點又要如何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