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人在看待此类社会新闻时,会简化地将它归纳为受害者的个人不幸——“她就是在错误的时间点出现,并且遇上了错误的人”,还有认为纯粹是行凶者个人的性癖好和丧心病狂,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
这是一个和过去看似没有不同的夜晚。2021年3月3日,在和朋友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餐聚会后,33岁的莎拉·埃弗拉德(Sarah Everard)因为隔天还有工作而提早离开,并决定独自从伦敦南部郊区走回位于Brixton的住所,全程距离只有约5公里。从伦敦街头的监视器当中可以看到,莎拉头戴着灰色针织帽、穿着蒂芙尼蓝的运动外套、斑点长裤和运动球鞋,还选择走在了一条路途较远,但是光线明亮的街道。路上,她还兴奋地和男朋友讲了15分钟左右的电话,准备计划来临周末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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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说莎拉“做了一切她该做的”,她一身运动著装、明亮大街与亲友通话保持联络,但是,原本半个小时的回家路程,莎拉却永远没有抵达家门,她失踪了。一个星期后的3月10日,她的遗体在距离市中心130公里外的肯特郡被找到。莎拉被证实遭到性侵后杀害,接着凶手焚烧毁尸、过后将尸体遗弃在池塘。令人震惊且异常讽刺的是,杀害她的凶手是原本理应保护人民安全的员警库任兹(Wayne Cou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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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中央法庭在9月29日开庭审理案件,一并公开了检方在经过调查后,凶手的犯罪经过。然而这看似是一个人起了歹念的犯罪,而莎拉很轻易地就这样不幸成为随机凶杀案的受害者,但是这宗引发英国社会轰动的案件远远不仅是这样。首先,个中层层曡曡、环环相扣的维安系统的缺口疏失暴露无遗。被归纳为“菁英警察”的凶手库任兹,早前是在英国国会与外交保护小组中执勤,过去在公众场所有性骚扰的非法记录,包括暴露下体等猥亵行为,但因为事态“不紧急”而没有得到后续处理。疫情期间,这位前警员被调到“Covid巡逻队”以便支援封城执法行动,但是由于有关疫情条规执法的标准做法一直没有得到统一,随之引发混淆。
因此,当凶手以受害者没有遵守冠病疫情公共卫生标准为理由,截停受害者并将其戴上手铐的执法措施,莎拉并没有反抗。而我们晓得,实际上这是凶手有心策划的谋害行为时,光是这一点就更加令人悚然,因为这种公权力的无限扩大与滥用,可以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发生。莎拉作为一名守法的公民,在当下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反抗的理由和机会,所以英国有纸媒在报章封面下了一个标题——“SARAH DIDN’T STAND A CHANCE.” 。这宗案件也使得英国公共制度再次被严格审视,甚至引发舆论,质问当局为何对于性侵犯罪案件的起诉率整体维持在历史最低点,以及引发了关于女性人身安全的讨论,尤其是来自少数族群背景的女性群体一直以来所面对的暴力威胁。
作为女性的莎拉同样无力反抗的社会产物,还有“基于性别的暴力” (Gender-based violence,GBV)。基于性别的暴力,指涉的是在公共或私人领域中,包涵性、生理、精神以及经济的伤害,暴力胁迫与强加在意愿之上的控制。根据联合国的定义,这是根深于性别不平等、权力滥用和具有伤害性的习俗中的一种暴力形式,还有的例子就包括每天仍在发生的性暴力案件、亲密伴侣带来的暴力、童婚、女性割礼等。而莎拉遇害的案件毫无疑问地掀开了性别不平等所带来的致命性影响,特别是当加害者认为自身处于高于女性的优越地位,而认为自身拥有支配女性身体和生命的权力。
莎拉的死亡当时在英国各地掀起了示威和守夜活动,除了哀悼一名年轻女性生命的无辜消逝,同时也在大力敲响社会警钟,有许多人正活在性别暴力的阴影下。根据过往研究显示,性别暴力的受害者通常遭到熟识的人所加害,三分之一的杀害女性(femicide)犯罪者,是这些受害者的亲密伴侣或家庭成员。在冠病疫情下,各国政府推行防疫政策时所落实的封锁令,也让那些原本就受到施暴者伤害的群体,更难以取得逃离暴力的管道与协助。
可能有人在看待此类社会新闻时,会简化地将它归纳为受害者的个人不幸——“她就是在错误的时间点出现,并且遇上了错误的人”,还有认为纯粹是行凶者个人的性癖好和丧心病狂,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社会安全网因为贪污滥权而出现漏洞,作为公民,我们会受害。基于性别的暴力因为普遍人们的性别平等意识观念没有进步,作为一名女性或男性或在性别光谱上流动的人们,也会因此受害。如何让这个社会更安全,真的不仅仅是对于一名行凶者判刑和为一名受害者讨回公道如此而已,还是要严肃地说上一句,你我其实在每一天生活日常实践和反思中都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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