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振豪|萬萬不行的強制投票

惟，阿末馬斯蘭提出的強制投票的解方可謂缺乏理性。從1955年馬來亞聯邦第一屆選舉，一直到2018年第十四屆大選，平均投票率約為80%，期間最低一次是1995年的68%，最高是一次為2013年84.84%。值得一提的是，以貴為世界民主大國的美國為例，倘若1964年美國最高法院裁決一切投票壁壘均非法為起點，不管是以適齡選民（VAP，符合投票資格的民眾）或已註冊選民（VEP）作為計算標準，美國的整體投票率穩定維持在50-70%之間，即便2020年特朗普和拜登的生死交鋒也只有67%選民參與投票。

若以投票率為依據，被學界批為“競爭型威權政體”的馬來西亞，跟世界民主價值輸出國的美國相比，大馬的政治參與度其實比美國還高，而兩個國家都沒有實行強制投票的法令，馬來西亞人也不該以投票高低說事。

毋庸置疑，實行強制投票的國家必然有相當高的投票率（如新加坡、澳洲、比利時等），惟，強制投票並不符合民主精神，因為強制投票無法確保每一張票是附帶個人的政治立場，有者甚至是不願留案底而被迫投票，易言之，這張選票就沒有政治參與的意義所在。

目前馬來西亞民主化程度不高，如果實行強制投票的話，反讓執政黨更容易連任，政黨輪替難上加難，畢竟強制投票的機制是確保每個選民參與，然該機制令大部分選民不敢對執政黨投否決票，只因為擔心遭執政黨秋後算賬。如新加坡般，否決人民行動黨的選票始終壓縮在30-40%的範圍，而支持反對黨的選民固定在某些單一選區和幾個集選區，以致人民行動黨視選舉為五年一次“探聽民聲”的程序。而不是爭取民眾委託的考驗。為此，強制投票一旦落地，對馬來西亞的的體制改革絕對是一場災難。

以不投票責備民眾對政治冷感也是不正確的，特別是在朝野政黨“一樣爛”或“一樣好”的時候，很多人認為投跟不投沒有差別，對投票一事也就興趣缺缺。抑或，特定選區裡，少數群體的選票不足為重，他們自然不肯花時間排隊投下一張毫無價值的選票。據此，民眾不參與投票算是一種對政治現況和遊戲規則表達不滿的方式。

那麼我們該如何滿足阿末馬斯蘭的抱怨呢？

第一，簡化登記選民的程序和障礙，實行自動登記制，讓合格選民更容易成為選民、更願意履行五年一次的公民義務；

第二，改善國陣時代延續下來的選區分配不均（malapportionment）和選區劃界不公（gerrymandering），緩解選區過度代表（某個群體的選票重要性高於其他群體），以及解決票席不等值（同一張選票在不同選區有不同的價值）的問題；

第三，落實遏制議員跳槽的相關法令，以便選民的政治支持不會變相為民意代表牟利的橋樑，保障選區大部分選民的立場得到關注；

第四，落實透明公平的選區撥款制度，確保執政黨不能以撥款壓迫在野黨及其支持者，以讓選民儘可能勇敢地透過選票表達立場；

第五，政黨的提名必須“因地制宜”，以黨內公平競爭和掌握選區民生為遴選候選人的基準，選民進而更有意願出門投票，因為有能力代表選區的候選人較能動員選民的政治參與。

第六，政黨競爭儘可集中於公共政策和課題的討論，避免打族群牌、宗教牌和地方牌來逼迫特定群體必須票投特定政黨以博得認同。

筆者列出的各項淺見（有的甚至不可能實現）背後都附帶一個精神：提高馬來西亞人的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即選民主觀上認為對政局的影響程度），以展現最最真實、最直接的民意（public opinion）。若朝野政黨積極推動體制改革，投票率高低將不再重要，強制投票也將不再選項以內，因為每一張選票都是真實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