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人在看待此類社會新聞時,會簡化地將它歸納為受害者的個人不幸——“她就是在錯誤的時間點出現,並且遇上了錯誤的人”,還有認為純粹是行兇者個人的性癖好和喪心病狂,然而事實並不是這樣。
這是一個和過去看似沒有不同的夜晚。2021年3月3日,在和朋友度過了一個愉快的晚餐聚會後,33歲的莎拉·埃弗拉德(Sarah Everard)因為隔天還有工作而提早離開,並決定獨自從倫敦南部郊區走回位於Brixton的住所,全程距離只有約5公里。從倫敦街頭的監視器當中可以看到,莎拉頭戴著灰色針織帽、穿著蒂芙尼藍的運動外套、斑點長褲和運動球鞋,還選擇走在了一條路途較遠,但是光線明亮的街道。路上,她還興奮地和男朋友講了15分鐘左右的電話,準備計劃來臨週末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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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說莎拉“做了一切她該做的”,她一身運動著裝、明亮大街與親友通話保持聯絡,但是,原本半個小時的回家路程,莎拉卻永遠沒有抵達家門,她失蹤了。一個星期後的3月10日,她的遺體在距離市中心130公里外的肯特郡被找到。莎拉被證實遭到性侵後殺害,接著兇手焚燒燬屍、過後將屍體遺棄在池塘。令人震驚且異常諷刺的是,殺害她的兇手是原本理應保護人民安全的員警庫任茲(Wayne Cou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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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中央法庭在9月29日開庭審理案件,一併公開了檢方在經過調查後,兇手的犯罪經過。然而這看似是一個人起了歹念的犯罪,而莎拉很輕易地就這樣不幸成為隨機兇殺案的受害者,但是這宗引發英國社會轟動的案件遠遠不僅是這樣。首先,箇中層層曡曡、環環相扣的維安系統的缺口疏失暴露無遺。被歸納為“菁英警察”的兇手庫任茲,早前是在英國國會與外交保護小組中執勤,過去在公眾場所有性騷擾的非法記錄,包括暴露下體等猥褻行為,但因為事態“不緊急”而沒有得到後續處理。疫情期間,這位前警員被調到“Covid巡邏隊”以便支援封城執法行動,但是由於有關疫情條規執法的標準做法一直沒有得到統一,隨之引發混淆。
因此,當兇手以受害者沒有遵守冠病疫情公共衛生標準為理由,截停受害者並將其戴上手銬的執法措施,莎拉並沒有反抗。而我們曉得,實際上這是兇手有心策劃的謀害行為時,光是這一點就更加令人悚然,因為這種公權力的無限擴大與濫用,可以在任何一個人的身上發生。莎拉作為一名守法的公民,在當下幾乎沒有任何可以反抗的理由和機會,所以英國有紙媒在報章封面下了一個標題——“SARAH DIDN’T STAND A CHANCE.” 。這宗案件也使得英國公共制度再次被嚴格審視,甚至引發輿論,質問當局為何對於性侵犯罪案件的起訴率整體維持在歷史最低點,以及引發了關於女性人身安全的討論,尤其是來自少數族群背景的女性群體一直以來所面對的暴力威脅。
作為女性的莎拉同樣無力反抗的社會產物,還有“基於性別的暴力” (Gender-based violence,GBV)。基於性別的暴力,指涉的是在公共或私人領域中,包涵性、生理、精神以及經濟的傷害,暴力脅迫與強加在意願之上的控制。根據聯合國的定義,這是根深於性別不平等、權力濫用和具有傷害性的習俗中的一種暴力形式,還有的例子就包括每天仍在發生的性暴力案件、親密伴侶帶來的暴力、童婚、女性割禮等。而莎拉遇害的案件毫無疑問地掀開了性別不平等所帶來的致命性影響,特別是當加害者認為自身處於高於女性的優越地位,而認為自身擁有支配女性身體和生命的權力。
莎拉的死亡當時在英國各地掀起了示威和守夜活動,除了哀悼一名年輕女性生命的無辜消逝,同時也在大力敲響社會警鐘,有許多人正活在性別暴力的陰影下。根據過往研究顯示,性別暴力的受害者通常遭到熟識的人所加害,三分之一的殺害女性(femicide)犯罪者,是這些受害者的親密伴侶或家庭成員。在冠病疫情下,各國政府推行防疫政策時所落實的封鎖令,也讓那些原本就受到施暴者傷害的群體,更難以取得逃離暴力的管道與協助。
可能有人在看待此類社會新聞時,會簡化地將它歸納為受害者的個人不幸——“她就是在錯誤的時間點出現,並且遇上了錯誤的人”,還有認為純粹是行兇者個人的性癖好和喪心病狂,然而事實並不是這樣。社會安全網因為貪汙濫權而出現漏洞,作為公民,我們會受害。基於性別的暴力因為普遍人們的性別平等意識觀念沒有進步,作為一名女性或男性或在性別光譜上流動的人們,也會因此受害。如何讓這個社會更安全,真的不僅僅是對於一名行兇者判刑和為一名受害者討回公道如此而已,還是要嚴肅地說上一句,你我其實在每一天生活日常實踐和反思中都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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