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馬獨立電影導演陳翠梅／大家一窩蜂跟隨“主流”，沒有人教過我們如何“感受”自己要什麼
6月份第24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大馬獨立電影導演陳翠梅憑第三部長片《野蠻人入侵》奪得評委會大獎。隨後不少中國媒體報導聚焦談論“當媽媽之後事業就毀了”，除了關乎劇情，符合現代職業女性的窘境，也因那是陳翠梅的真實寫照。生產後她一度覺得身體變成廢墟，為了帶小孩擱置電影計劃，無法創作……
“我的電影開頭是這個，但後面比較是尋找自我，什麼是‘自己’，什麼是真實與虛構……”陳翠梅悠悠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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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翠梅中學時讀張大春的《我妹妹》，把裡頭一句話記成“每個小孩的誕生都是一次野蠻人對這個文明社會的入侵”。當她有小孩後不時回想起這句話，覺得小孩就是入侵生活的“野蠻人”。這句話其實出自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原文是：每一代人的文明社會都被野蠻人入侵——我們稱他們為“小孩”。
此次自導自演的新片《野蠻人入侵》，講述息影又離婚的女星李圓滿帶著兒子，接受困難重重的武術訓練，準備復出拍動作片。片頭孩子任性打鬧，令李圓滿相當狼狽，讓人想當然耳視劇中小孩就是那個“野蠻人”。
“很多時候我們把外來的、敵對的，或者他者當成野蠻人。”如此說來，陳翠梅覺得也許小孩才是純真的，而整個社會才是入侵小孩的野蠻人。“我們會一直教小孩什麼是對是錯，應該怎麼做之類的，可是萬一我們才是野蠻人呢？”
不過，這不是一部要槌定誰是野蠻人的電影。她想進一步探討的是“自己是怎麼形成？”“自我是什麼？”
社會普遍重視知識多過感知教育，缺乏思辨
一場訪談下來，感受到陳翠梅對人生、事業有一套見解，緊抓自己所要所想。談起世上的許多看似普遍的“標準”或“大眾”觀點，會聽見她的答案有明顯的“你”“我”之分。因為她覺得每個人的生命歷程不同，享有的條件也不一樣，沒有一套可以遵循的模式。
就拿家庭與事業是否得到平衡來說，陳翠梅直言，“我常覺得那些教導如何平衡事業與家庭的書都是坑人的。”就她自身經驗，事業與家庭根本沒辦法平衡。“拍戲的時候幾乎就沒有家庭，因為每一分鐘都是錢。”現實拍攝過程不像電影演的有兒子傍身，加上她自導自演，真的不可能帶小孩。開拍那些天，整個劇組全情投入，誰都沒有個人生活。這是她的狀況，而你又曾否審視自身狀況再去思考家庭與事業平衡這回事？
還有一類是教人怎麼成功的，陳翠梅反問，“那個成功的意義先給你訂好了，但是你要的嗎？”她把問題一路往回往深處問，是誰教你要去追求這些東西？是誰教你這才是快樂？為什麼這個才叫成功快樂的人生？問題最終回到“自己”是怎麼想的。
“我們沒有人學過怎麼做自己，和怎麼感受自己要什麼？”陳翠梅覺得“感受”比什麼都重要。就拿看書、看電影、聽音樂，很多時候是別人說好才覺得好，不確定自己的品味時就找權威怎麼說。說著，感慨起馬來西亞重視知識多過感知教育，缺乏思辨。“馬來西亞人還有一點意見和品味的，可能是‘吃東西’吧。”
隨心而動，家裡有個包容她嘗試、闖禍的老爸
自成一格的陳翠梅是這麼養成的。家鄉彭亨關丹蛇河村，臨海地大，生活自由。兄弟姐妹7人，她排行中間，不必揹負壓力、期望，還有個鼓（包）勵（容）她勇於嘗（闖）試（禍）的父親。
弟弟五六歲就在廣闊海邊學會開拖拉機和皮卡車。儘管他伸直腳夠著油門和煞車器後，人已幾乎縮到座位下，根本看不到前方路。陳翠梅跟著學，發動引擎、踩離合器、換檔，碰！撞上柱子。姐弟倆有默契地熄火下車，鑰匙放回原位。“爸爸好像裝作不知道。”
小鎮資源少，中學時她常逃學往吉隆坡，還慫恿同學同行。“最誇張的一次是我帶了30個學記，關丹、文冬的一起去吉隆坡，結果第一晚沒有地方住。”當時考完試，陳翠梅登高一呼揪了一群學記來星洲日報總社看學海杯辯論賽，什麼膳宿計劃都沒有，一行人在報社文教組打地鋪過夜。
26歲，她毅然辭掉大學教職決定全職拍電影，“忽然覺得要做自己要做的東西很簡單，就是放棄不需要的東西就可以了。”她發現自己不需要很有錢，物質需求也不高。有回朋友搬家，買了兩千多令吉的新床，以她的金錢觀，這筆費用不小，寧可花來旅遊或拍片。
“但那個前提是，也不太有人管我，我也不聽，所以沒有人能阻止我的選擇。”
一般人可能害怕失敗而躊躇不前，陳翠梅不會，因為從小就被丟進海里學會游泳，被推下斜坡學會騎腳車。從小自學很多東西，都是沒有老師教的，肯定是從失敗中學習。就連長大後拍電影也一樣，自學。
非本科獨立電影先驅，邊拍邊學，甚至回頭向影評借鑑
陳翠梅是馬來西亞獨立電影先驅，當年和何宇恆、阿米爾莫哈末、李添興一班人都不是正統電影學院出生，邊拍邊學，“它很粗糙，但是有東西看。”
獨立電影指的是獨立製作，不限制拍什麼類型的電影。陳翠梅覺得，中學迷上米蘭·昆德拉、村上春樹，受文學影響，電影作品也傾向文學，“它也可以是一篇小說，但我把它拍成電影。”
雖然作品偏向文學電影，但她不想就此被標籤定型。比起商業電影，藝術電影偏小眾，而我國觀眾的視野也聚焦在奧斯卡金像獎，而非康城影展。她更愛康城影展，曾連續幾年領著星洲日報的證件去影展看電影，寫影評。
每個國家都有大眾和小眾的情況，於她，這是個人的時間分配與樂趣所在。她喜歡哲學，尚未解決的生命，她想看看尼采怎麼說。她喜歡讀米蘭·昆德拉和馬奎斯，可以反覆閱讀。但這不代表她排斥別的類型書籍或電影。
“我也看很多商業電影，但是有時會罵，有時（橋段）太簡單就沒什麼樂趣，看一半就知道後面是怎樣了。”看電影20年，有些東西她真的不想看了。當然，不同電影有不同觀眾群，時間是自己的，她想去看比較挑戰或有樂趣的電影。
至於自己的電影作品，她也會去看影評人怎麼解析和詮釋。有時想看在作品裡巧思達到什麼效果，就看影評人讀到什麼意思。“他讀到別的意思，你也會學到東西，原來會把這個東西看成那樣。”
作品如何被詮釋沒有對錯，不一定要跟著創作者的意思。有時陳翠梅也會想，會否自己表達得不夠完整。另一種情況是，根本無心的事物，例如某個顏色或美術的擺設，被影評人讀出一套想法，下次就能派上用場。“基本上我不是科班出身，這些都是我可以學到東西的，而且都是真實，真的有作品，真的這麼看的。”
好電影要回歸到電影本身，而不是一味追求大卡司大預算
此次《野蠻人入侵》是中國天畫畫天影業、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HAF）和電影工業辦公室（FIS）共同策劃發起的B2B（ Back to Basics）“愛情征服一切”電影計劃，成本只有100萬人民幣。製片人楊瑾代為領獎時大讚陳翠梅，“拍電影不需要那麼多的錢，它需要的是你的才華。”
那麼，如果有充足資金、大卡司，又享完全創作的自由，她會拍怎樣的電影呢？“首先你的故事、電影需不需要？大預算、大卡司不一定可以拍到好電影。”再一次，陳翠梅點出大卡司大預算的迷思，那不是首要去追求的，而是該回歸自我，“本來你要的是什麼？”
陳翠梅覺得，很多人認為大卡司、大預算、大場面的電影就是成功，忘了思考這些元素於自己的電影有何意義。“我覺得我們特別容易被這種東西（所謂的成功）左右。”擺正創作心態的先後次序，她認為不是有了大卡司才想要拍什麼，而且也需要考慮自己能否操控。
“整個電影製作還是複雜的，大預算可能代表創作自由很低，要看你犧牲掉哪些，你還可以抓緊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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