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改变我的命运” 许镇宇的逆袭人生

他说，沙登就如同他的第二个家乡，而他对雪兰莪、吉隆坡浓厚的情感，是源于“自由”的空气。哦？大学以前的他到底有多不自由？为什么不自由？

许镇宇出生于槟城乔治市，小时候居住在一室一厅的廉价组屋里，当时的居住环境龙蛇混杂，不仅有地痞流氓，甚至有人买卖毒品，瘾君子在组屋走廊堂而皇之地吸食毒品，毫不避讳。

“我三年级时，曾被同学的哥哥勒索收取保护费，所以我是在非常恶劣的环境长大的。”

也因此，父母对他与弟妹三人的管教非常严格。组屋高达16层，他们正好住在顶层，但父母严禁他们到其他楼层串门、溜达。

顾及孩子的教育问题和成长环境，许父许母仿效孟母三迁，在许镇宇四年级那年搬迁到另一个小区，为他日后跃过阶级鸿沟打下第一块垫脚石。

鼓起勇气远赴美国，一切从零开始

许镇宇就读的小学是一所从三年级至六年级只有一班的微型小学，尔后考上钟灵中学，这个过程被他认为迈过了人生第一道阶级鸿沟。

“我从一所一般的小学到钟灵中学，是一个很大的‘鸿沟’。因为钟灵中学汇聚全槟的精英学生，初期我真觉得很辛苦，后来慢慢地赶上学习进度。”

中学毕业后，他选择离开家乡到雪兰莪的博特拉大学（前身为马来西亚农业大学）修读生物科技，而这个抉择成为他人生的转捩点，命运的齿轮开始缓缓转动。

在修读免疫学博士学位时，留美多年的大马籍科学家江亚伍教授返马在博大举办讲座，许镇宇正好是每天载送他的司机。

“在往返酒店和学校的路上，他问我还有多久毕业？我当时告诉他还要2年，然后我就问是否有工作机会？能不能和他一起工作？”

“他爽快地答应了，并且给我递了一张名片。”

这样的对话，这样的画面，这样的应酬场合，也许一年之内在你我的生活中上演过无数次，就如同两个久未见面的老同学，忽然在街上碰到，临别大多以“下次喝茶”作结束语，但心知肚明那十之八九不过是客套话，更何况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

然而，2年后，在太太的鼓励下，他提起勇气给江教授发电邮，很快地就收到回复：“我记得你差不多快毕业了，你还想来我的实验室吗？”

许镇宇接到回信后既感动又惊喜，认为自己不该错过这个机会，于是赶紧着手准备赴美的手续、托朋友租房子、提交毕业论文，只待答辩通过，就飞往美国。

“其实我从未想过，我会离开马来西亚，从来没想过来美国。”他说。

当时，他太太在本地一家知名私立学院当讲师，两人的长子仅1岁多，两人有车有房家庭美满，虽说不上富裕，却也不愁吃穿，离乡背井到异国他乡必须从零开始，毅然放弃肉眼可见的轻松生活，踏上充满未知的道路，真的很需要莫大的勇气。

但是，当他走到人生的关键节点，站在十字路口有些踌躇时，发生一些事情，冥冥中成为他命运的推手。

在2004年博士学位毕业那年，进入答辩期间被导师无故刁难，加上求职遭遇固打制的限制，于是坚定了他离开马来西亚，前往美国寻求发展的决心。

“那段（答辩期间被为难）的经历，我至今想起来还有点愤怒。但我现在想应该感谢他，是他把我逼出马来西亚。”

“当然这只是一段小插曲，其实是很多事情累积起来的。而且生物科技的出路在马来西亚是很有限的，若想要继续在这行，美国是更好的机会。”

捱过手头拮据日子，不敢上馆子吃饭

排除万难后，他独自搭上了人生中首次的长途飞机，飞往美国纽泽西州罗格斯大学，担任药剂学院博士后一职，在大学研究室开始书写人生的新一页。

“你问我到美国有没有后悔？其实是有的。”

最初刚到美国的那段时间，至今回忆起来仍带着苦味。由于预算有限，他一个人只能租住一户上海人住处的地下室，阴暗阴冷，只有一个灯泡可作照明用途，如同恐怖电影中的场景。

“在大马时还能天天教补习，到美国后下班就回到地下室，感觉很空虚；采买东西会习惯性换汇率，会觉得好贵。”

由于在美国没有信用记录，连申请信用卡或手机都寸步难行，仿佛到了新国度，过往在大马留下的个人痕迹就自动被删除得一干二净，好像没有存在过一样，一切要重新开始。

没有亲人在侧、生活窘迫，回到住处只有一室的寂静、阴冷和昏暗相迎，令他颇为郁闷，由此生悔。

一直到半年后，妻儿到美国与他会合，他才搬出地下室，转租一间小小的公寓。

“年收入3万美元，扣税后到手不到2000美元。租房的费用就占工资的6成，若我太太去上班，孩子放到托儿所，还要再去掉3成。”

“所以最开始那两三年，我们根本不敢上馆子吃饭，因为不舍得，也就去过一两次。在美国，自己煮食可以省非常多。”

他笑说，虽然当时的日子过得紧巴巴，捉襟见肘，但还是很快乐，最重要是跟家人在一起。

高竞争环境越是逆流而上，迎来事业春天

即使许镇宇拥有博士学位，但身处在高手如云的学术环境里，被来自世界各地顶尖大学的同事围绕，不免还有些自卑。

“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尊心作祟，会觉得他们跟我说话的口吻有些轻视。那年我发了一篇学术文章，总算确定了在研究室里的地位，也成功为我的老板申请不少资金。”

而在他学术和职业生涯中，发表超过80篇与癌症相关的学术文章，现任多个学术期刊审稿人。

他说，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假设能从政府申请一批资金，学校会因此得益，亦能获得升职，然而他却依附在上司之下，无法独立单干。

2010年晋升到助理教授，工资翻了一倍，可是终身教授这一职位，看着却遥不可及。因此，他再次做了另一个大胆的跳跃：走出象牙塔，投入私人界。

“在学校太久了，别人会聘用我当经理吗？我又没有这领域的经验。入门级别的员工吗？又好像太低了。”

因此，他投了至少200封简历，最终仅获3次面试的通知。他承认大马的大学学历会有所影响，若是美国本地名校或其他国家顶尖学府的履历会更吃香。

“但是你留在马来西亚，你的履历会很重要吗？我也不知道。”他无奈笑道，“有时候根本不看你的履历，就看你的肤色。美国至少看履历，越漂亮越喜欢。”

2012年，在他积极主动下，争取到一个面试机会，离职加入位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一间生物科技公司。

“企业的工资肯定要比在学校里高，但不稳定也更现实。我曾看到过一些人，早上才跟他们说过早安，下午就被开除了。”

“在美国，只要你工作表现不好，马上就消失了，是非常竞争的国家。”

万事起头难，他为自己撕开一个突破口后，机会不断涌现。2016年受邀加入世界著名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任研究员一职，这是许镇宇极为难忘以及珍惜的经历，因为在这里他能与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团队共事。

他说，在这两年内，他还在《Nature》发表了两篇论文，已经达到了他的科学家目标，堪称无憾。

然而，顾虑到家庭，他也难以负荷休斯顿、马里兰两地奔波之苦，两年后再次回到马里兰，2021年加入Elucida Oncology任癌症药物临床试验副总监一职。

积极努力为生物科技献力

许镇宇坦言，在研究癌症这么多年，他最害怕的是接到来自大马朋友发给他的信息，那意味着肯定发生了事情，询问他关于癌症的事宜。

“因为我知道我不太能给他们非常正面的回应，我不能说谎。大马可以选择的医疗方式是很少的，美国的治疗方案是很多，但费用很高。”

他认为，预防胜于治疗，癌症的诱发与基因、饮食习惯有关，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很重要，并且建议每年做体检。

询及从他开始研究癌症至今，该领域最大的进展时，他坦言如今的治疗方法已经变多，但是效果如何？不好说。

不过，好消息是治疗癌症的药物已经有所改善。

“以前的药物是针对癌症繁殖速度快的特性制成的，无差别地杀死繁殖快的细胞。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癌症病人会掉头发的原因。”

“现在是可以为癌症患者身上的癌细胞做一个基因测序，就能知道是什么问题有什么药物可以治疗。针对每个患者的基因，来定制疗程，这是在癌症方面最大的突破。”

他透露，近期着手研究的项目是希望能做到有效地将药物送到特定的细胞，而非带到全身的细胞，现在已投入临床试验的第一期。

他笑说，制药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告诉子孙，有些药物的诞生是他参与研制，让病人受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