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改變我的命運” 許鎮宇的逆襲人生

他說，沙登就如同他的第二個家鄉，而他對雪蘭莪、吉隆坡濃厚的情感，是源於“自由”的空氣。哦？大學以前的他到底有多不自由？為什麼不自由？

許鎮宇出生於檳城喬治市，小時候居住在一室一廳的廉價組屋裡，當時的居住環境龍蛇混雜，不僅有地痞流氓，甚至有人買賣毒品，癮君子在組屋走廊堂而皇之地吸食毒品，毫不避諱。

“我三年級時，曾被同學的哥哥勒索收取保護費，所以我是在非常惡劣的環境長大的。”

也因此，父母對他與弟妹三人的管教非常嚴格。組屋高達16層，他們正好住在頂層，但父母嚴禁他們到其他樓層串門、溜達。

顧及孩子的教育問題和成長環境，許父許母仿效孟母三遷，在許鎮宇四年級那年搬遷到另一個小區，為他日後躍過階級鴻溝打下第一塊墊腳石。

鼓起勇氣遠赴美國，一切從零開始

許鎮宇就讀的小學是一所從三年級至六年級只有一班的微型小學，爾後考上鍾靈中學，這個過程被他認為邁過了人生第一道階級鴻溝。

“我從一所一般的小學到鍾靈中學，是一個很大的‘鴻溝’。因為鍾靈中學匯聚全檳的精英學生，初期我真覺得很辛苦，後來慢慢地趕上學習進度。”

中學畢業後，他選擇離開家鄉到雪蘭莪的博特拉大學（前身為馬來西亞農業大學）修讀生物科技，而這個抉擇成為他人生的轉捩點，命運的齒輪開始緩緩轉動。

在修讀免疫學博士學位時，留美多年的大馬籍科學家江亞伍教授返馬在博大舉辦講座，許鎮宇正好是每天載送他的司機。

“在往返酒店和學校的路上，他問我還有多久畢業？我當時告訴他還要2年，然後我就問是否有工作機會？能不能和他一起工作？”

“他爽快地答應了，並且給我遞了一張名片。”

這樣的對話，這樣的畫面，這樣的應酬場合，也許一年之內在你我的生活中上演過無數次，就如同兩個久未見面的老同學，忽然在街上碰到，臨別大多以“下次喝茶”作結束語，但心知肚明那十之八九不過是客套話，更何況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

然而，2年後，在太太的鼓勵下，他提起勇氣給江教授發電郵，很快地就收到回覆：“我記得你差不多快畢業了，你還想來我的實驗室嗎？”

許鎮宇接到回信後既感動又驚喜，認為自己不該錯過這個機會，於是趕緊著手準備赴美的手續、託朋友租房子、提交畢業論文，只待答辯通過，就飛往美國。

“其實我從未想過，我會離開馬來西亞，從來沒想過來美國。”他說。

當時，他太太在本地一家知名私立學院當講師，兩人的長子僅1歲多，兩人有車有房家庭美滿，雖說不上富裕，卻也不愁吃穿，離鄉背井到異國他鄉必須從零開始，毅然放棄肉眼可見的輕鬆生活，踏上充滿未知的道路，真的很需要莫大的勇氣。

但是，當他走到人生的關鍵節點，站在十字路口有些躊躇時，發生一些事情，冥冥中成為他命運的推手。

在2004年博士學位畢業那年，進入答辯期間被導師無故刁難，加上求職遭遇固打製的限制，於是堅定了他離開馬來西亞，前往美國尋求發展的決心。

“那段（答辯期間被為難）的經歷，我至今想起來還有點憤怒。但我現在想應該感謝他，是他把我逼出馬來西亞。”

“當然這只是一段小插曲，其實是很多事情累積起來的。而且生物科技的出路在馬來西亞是很有限的，若想要繼續在這行，美國是更好的機會。”

捱過手頭拮据日子，不敢上館子吃飯

排除萬難後，他獨自搭上了人生中首次的長途飛機，飛往美國紐澤西州羅格斯大學，擔任藥劑學院博士後一職，在大學研究室開始書寫人生的新一頁。

“你問我到美國有沒有後悔？其實是有的。”

最初剛到美國的那段時間，至今回憶起來仍帶著苦味。由於預算有限，他一個人只能租住一戶上海人住處的地下室，陰暗陰冷，只有一個燈泡可作照明用途，如同恐怖電影中的場景。

“在大馬時還能天天教補習，到美國後下班就回到地下室，感覺很空虛；採買東西會習慣性換匯率，會覺得好貴。”

由於在美國沒有信用記錄，連申請信用卡或手機都寸步難行，彷彿到了新國度，過往在大馬留下的個人痕跡就自動被刪除得一乾二淨，好像沒有存在過一樣，一切要重新開始。

沒有親人在側、生活窘迫，回到住處只有一室的寂靜、陰冷和昏暗相迎，令他頗為鬱悶，由此生悔。

一直到半年後，妻兒到美國與他會合，他才搬出地下室，轉租一間小小的公寓。

“年收入3萬美元，扣稅後到手不到2000美元。租房的費用就佔工資的6成，若我太太去上班，孩子放到託兒所，還要再去掉3成。”

“所以最開始那兩三年，我們根本不敢上館子吃飯，因為不捨得，也就去過一兩次。在美國，自己煮食可以省非常多。”

他笑說，雖然當時的日子過得緊巴巴，捉襟見肘，但還是很快樂，最重要是跟家人在一起。

高競爭環境越是逆流而上，迎來事業春天

即使許鎮宇擁有博士學位，但身處在高手如雲的學術環境裡，被來自世界各地頂尖大學的同事圍繞，不免還有些自卑。

“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尊心作祟，會覺得他們跟我說話的口吻有些輕視。那年我發了一篇學術文章，總算確定了在研究室裡的地位，也成功為我的老闆申請不少資金。”

而在他學術和職業生涯中，發表超過80篇與癌症相關的學術文章，現任多個學術期刊審稿人。

他說，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假設能從政府申請一批資金，學校會因此得益，亦能獲得升職，然而他卻依附在上司之下，無法獨立單幹。

2010年晉升到助理教授，工資翻了一倍，可是終身教授這一職位，看著卻遙不可及。因此，他再次做了另一個大膽的跳躍：走出象牙塔，投入私人界。

“在學校太久了，別人會聘用我當經理嗎？我又沒有這領域的經驗。入門級別的員工嗎？又好像太低了。”

因此，他投了至少200封簡歷，最終僅獲3次面試的通知。他承認大馬的大學學歷會有所影響，若是美國本地名校或其他國家頂尖學府的履歷會更吃香。

“但是你留在馬來西亞，你的履歷會很重要嗎？我也不知道。”他無奈笑道，“有時候根本不看你的履歷，就看你的膚色。美國至少看履歷，越漂亮越喜歡。”

2012年，在他積極主動下，爭取到一個面試機會，離職加入位於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的一間生物科技公司。

“企業的工資肯定要比在學校裡高，但不穩定也更現實。我曾看到過一些人，早上才跟他們說過早安，下午就被開除了。”

“在美國，只要你工作表現不好，馬上就消失了，是非常競爭的國家。”

萬事起頭難，他為自己撕開一個突破口後，機會不斷湧現。2016年受邀加入世界著名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任研究員一職，這是許鎮宇極為難忘以及珍惜的經歷，因為在這裡他能與世界頂尖的科學家、團隊共事。

他說，在這兩年內，他還在《Nature》發表了兩篇論文，已經達到了他的科學家目標，堪稱無憾。

然而，顧慮到家庭，他也難以負荷休斯頓、馬里蘭兩地奔波之苦，兩年後再次回到馬里蘭，2021年加入Elucida Oncology任癌症藥物臨床試驗副總監一職。

積極努力為生物科技獻力

許鎮宇坦言，在研究癌症這麼多年，他最害怕的是接到來自大馬朋友發給他的信息，那意味著肯定發生了事情，詢問他關於癌症的事宜。

“因為我知道我不太能給他們非常正面的回應，我不能說謊。大馬可以選擇的醫療方式是很少的，美國的治療方案是很多，但費用很高。”

他認為，預防勝於治療，癌症的誘發與基因、飲食習慣有關，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很重要，並且建議每年做體檢。

詢及從他開始研究癌症至今，該領域最大的進展時，他坦言如今的治療方法已經變多，但是效果如何？不好說。

不過，好消息是治療癌症的藥物已經有所改善。

“以前的藥物是針對癌症繁殖速度快的特性製成的，無差別地殺死繁殖快的細胞。這也是為什麼有一些癌症病人會掉頭髮的原因。”

“現在是可以為癌症患者身上的癌細胞做一個基因測序，就能知道是什麼問題有什麼藥物可以治療。針對每個患者的基因，來定製療程，這是在癌症方面最大的突破。”

他透露，近期著手研究的項目是希望能做到有效地將藥物送到特定的細胞，而非帶到全身的細胞，現在已投入臨床試驗的第一期。

他笑說，製藥是一個很長的過程，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夠告訴子孫，有些藥物的誕生是他參與研製，讓病人受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