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姑赛夫鲁了解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是一个进步。不过,这种进步只是起点。作为财长,他肩负了两个重任。
财长东姑赛夫鲁是新一代的马来精英,他也没有什么政党党性,所以,他看到的大马问题,比多数政客来得清晰,也比一般马来人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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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关于大马社会的经济差距,从马哈迪50年前写的《马来人的困境》就已经定调说,华人控制了国家财富,马来人只能捡剩下的米糠。所以,新经济政策推行之下,必须通过各种方式,重新分配财富,这造就了马来人必须要有30%股权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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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念,在马来人政党,以及官僚体系中,已经根深蒂固,难于动摇。以此类推,既然股权目标尚未达成,也成为新经济政策必须延续下去的绝佳理由。
在新经济政策下成长,但受到新时代思维冲击的赛夫鲁,却看到他的父执辈所看不到,或不愿意接受的事实。
他说,如今的现象,是马来人和华人的财富差距缩小了,反而马来人之间的财富差距扩大了。
他也认为,看待新经济政策的成功或否,不能只衡量马来人有没有达到30%的目标,实际上,如今很多马来专业人士已经增加,如医生和工程师,这代表他们的收入也增加了。
更加重要的是,赛夫鲁承认马来企业过于依赖政府的援助。他认为政府(应该)协助起步,然而,接下来马来商人必须自立;政府提供了雨伞,马来人必须想办法走出雨伞的保护。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误的话,这是第一位大马财政部长道出马来人与马来人的财富鸿沟,趋势已经超越马来人与华人的差距。
这种认知太过重要。
其一、它显示70年代开始的土著经济议程,虽然提升马来人的经济水平,但是,主要受惠的是少数的马来人,特别是拥有政商关系和途径的阶层;这种结构性的优势,让他们垄断了多数利益,以至少数马来人越来越富,但多数马来人却被排除在结构之外。因此,马来人与马来人之间的财富差距不断扩大。
其二、政府帮助了马来人创业,给予各种津贴和补助,提供各种承包政府工程的机会,但是,始终未能让马来企业形成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足以自我成长和创新。所以,每当遇上市场不景气或经济危机,或是政府减少预算,砍掉工程项目,马来企业就一字排开的倒闭和破产。简单来说,就是缺少产品竞争力,缺乏市场开发和渗透能力,也在于管理和创新能力不足。
换言之,如果土著经济议程只是重视股权分配,而无法培养有竞争力的土著企业,也未能造就一个健康的马来企业生态系统,那么,新经济政策即使再延长50年,也不会达致原订的目标。
东姑赛夫鲁了解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是一个进步。不过,这种进步只是起点。作为财长,他肩负了两个重任:
一、这是他个人的认知,然而,不能只是停留在他自己。他应该影响同僚,引导内阁,把这种思维和见解注入政府决策和施政的层面。
二、只是认知并不足够,还必须提出改善和改变的方案。首先,既然马来社会之间贫富差距扩大,证明现有协助土著的措施很有问题,必须改变让少数马来特权分子垄断资源和机会,也要协助广大马来族群参与经济发展,这不只是提供贷款和工程,也要培养他们的经商和管理能力。
三、既然马来人和华人的差距已经缩小,那么,现有的土著经济议程也要纠正,转移到全民经济议程,重点在于扩大经济蛋糕,创造社会财富。首相依斯迈宣布要让大马重新成长区域和国际投资中心,很有企图心,但不能只是停留在演讲稿上,而必须拿出诚意和决心来化为实际。
其实,财富差距的问题,并不只是马来西亚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史提格里兹(Joseph Stiglitz)写过一本书《改革宣言》。他强调,要缩减差距,就必须进行经济改革,要有经济改革,就必须先有政治改革,包括制造机会平等,正义平等,以及民主平等,才有国家的经济成长和全球的繁荣。
值得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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