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丁賢|馬來人與華人的差距

這種觀念，在馬來人政黨，以及官僚體系中，已經根深蒂固，難於動搖。以此類推，既然股權目標尚未達成，也成為新經濟政策必須延續下去的絕佳理由。

在新經濟政策下成長，但受到新時代思維衝擊的賽夫魯，卻看到他的父執輩所看不到，或不願意接受的事實。

他說，如今的現象，是馬來人和華人的財富差距縮小了，反而馬來人之間的財富差距擴大了。

他也認為，看待新經濟政策的成功或否，不能只衡量馬來人有沒有達到30%的目標，實際上，如今很多馬來專業人士已經增加，如醫生和工程師，這代表他們的收入也增加了。

更加重要的是，賽夫魯承認馬來企業過於依賴政府的援助。他認為政府（應該）協助起步，然而，接下來馬來商人必須自立；政府提供了雨傘，馬來人必須想辦法走出雨傘的保護。

如果我的記憶沒有錯誤的話，這是第一位大馬財政部長道出馬來人與馬來人的財富鴻溝，趨勢已經超越馬來人與華人的差距。

這種認知太過重要。

其一、它顯示70年代開始的土著經濟議程，雖然提升馬來人的經濟水平，但是，主要受惠的是少數的馬來人，特別是擁有政商關係和途徑的階層；這種結構性的優勢，讓他們壟斷了多數利益，以至少數馬來人越來越富，但多數馬來人卻被排除在結構之外。因此，馬來人與馬來人之間的財富差距不斷擴大。

其二、政府幫助了馬來人創業，給予各種津貼和補助，提供各種承包政府工程的機會，但是，始終未能讓馬來企業形成一個有機的生態系統，足以自我成長和創新。所以，每當遇上市場不景氣或經濟危機，或是政府減少預算，砍掉工程項目，馬來企業就一字排開的倒閉和破產。簡單來說，就是缺少產品競爭力，缺乏市場開發和滲透能力，也在於管理和創新能力不足。

換言之，如果土著經濟議程只是重視股權分配，而無法培養有競爭力的土著企業，也未能造就一個健康的馬來企業生態系統，那麼，新經濟政策即使再延長50年，也不會達致原訂的目標。

東姑賽夫魯瞭解問題的關鍵所在，這是一個進步。不過，這種進步只是起點。作為財長，他肩負了兩個重任：

一、這是他個人的認知，然而，不能只是停留在他自己。他應該影響同僚，引導內閣，把這種思維和見解注入政府決策和施政的層面。

二、只是認知並不足夠，還必須提出改善和改變的方案。首先，既然馬來社會之間貧富差距擴大，證明現有協助土著的措施很有問題，必須改變讓少數馬來特權分子壟斷資源和機會，也要協助廣大馬來族群參與經濟發展，這不只是提供貸款和工程，也要培養他們的經商和管理能力。

三、既然馬來人和華人的差距已經縮小，那麼，現有的土著經濟議程也要糾正，轉移到全民經濟議程，重點在於擴大經濟蛋糕，創造社會財富。首相依斯邁宣佈要讓大馬重新成長區域和國際投資中心，很有企圖心，但不能只是停留在演講稿上，而必須拿出誠意和決心來化為實際。

其實，財富差距的問題，並不只是馬來西亞的問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世界銀行資深副總裁史提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寫過一本書《改革宣言》。他強調，要縮減差距，就必須進行經濟改革，要有經濟改革，就必須先有政治改革，包括製造機會平等，正義平等，以及民主平等，才有國家的經濟成長和全球的繁榮。

值得借鑑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