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14日综合电)在中国房地产业受挫和“共同富裕”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新口号之际,监管风暴吹向金融行业只是时间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这场监管整顿本月已经启动,目标包括25家重要金融机构。
中国政府认为,贷款机构、监管部门和大型民营企业之间过于亲密的关系,是中国恒大集团暴发债务危机的一个因素,也让滴滴出行和蚂蚁集团等科技公司能够令人吃惊地在短时间内推进上市程序。这种怀疑很有可能是正确的。但中国政府是否有合适的政策来引导其金融体系整体上迈入更高效轨道则不那么明确,尤其是考虑到中国政府并没有像最近集中火力改善科技行业的竞争那样,提升银行业的竞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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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的银行与国有借款人关系密切,但毫无疑问,大型私营部门借款人——尤其是那些此前被认为“大到不能倒”的借款人,也获得了不大符合商业逻辑的贷款。中国恒大最近以15亿美元的价格将所持地区性银行盛京银行近20%的股份出售给了当地一家国有企业。
盛京银行一直在为中国恒大的运营提供融资,该行现在要求中国恒大使用出售股份所得资金偿还对该行的欠款。
以商业活动为导向的国有企业集团中信集团也是中国恒大的重要贷款人,中信银行广州分行原行长目前正在接受调查,广州与中国恒大总部所在的深圳市距离不远。
通过让金融家们感到恐惧来减少不良贷款是很好的做法,但弄清楚如何促使他们发放更多优质贷款也同样重要,正是在这一点上,改革议程看起来仍然很薄弱——尤其是在反腐行动可能使银行家们更不愿做出冒险行为的情况下。
长期以来,中国的大银行不仅受益于外界关于它们永远不会倒闭的观念,竞争对手为提高竞争力而上调存款利率的幅度受到严格限制,这也令大银行受益。因此,这些大银行往往更愿意贷款给其他金融机构或被认为大而不能倒的公司,或是具有重要政治意义而不会倒闭的公司,轻松赚取利润,而不愿花功夫研究哪些中小型企业值得放贷。
这显然与建立一个更公平社会或减少大企业寻租现象的呼声背道而驰。但监管机构并没有试图为中国的银行业引入更多竞争,而是对存款利率设定了事实上的上限。相关改革举措只能被称为微调,以外媒6月报道的一项新规为例,该规定将一些银行的定期存款利率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上浮0.75个百分点,而不是上浮40至50%。由于中国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多年来一直维持在1.5%,对许多人而言,这项新规基本上等于没有变化。
有一个因素可能会起到积极作用,那就是更广泛地提供更好的信用信息,这也是迫使阿里巴巴集团与一个新的国家信用评级机构分享该公司所积累信用数据背后的逻辑。不过,拥有获得数据的渠道并不等同于拥有使用这些数据的强大经济动机。而把金融科技公司的数据充公不会对鼓励科技行业进一步投资于信用分析领域起到多大作用,从长远来看,这最终可能会降低这些企业在相关领域的作用。
随著这场最新整顿行动的铺开,中国政府无疑会抓到一些害群之马。但中国金融业的上述核心病灶还需功效更强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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