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14日綜合電)在中國房地產業受挫和“共同富裕”成為中國資本市場的新口號之際,監管風暴吹向金融行業只是時間問題。《華爾街日報》報道,這場監管整頓本月已經啟動,目標包括25家重要金融機構。
中國政府認為,貸款機構、監管部門和大型民營企業之間過於親密的關係,是中國恒大集團暴發債務危機的一個因素,也讓滴滴出行和螞蟻集團等科技公司能夠令人吃驚地在短時間內推進上市程序。這種懷疑很有可能是正確的。但中國政府是否有合適的政策來引導其金融體系整體上邁入更高效軌道則不那麼明確,尤其是考慮到中國政府並沒有像最近集中火力改善科技行業的競爭那樣,提升銀行業的競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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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中國的銀行與國有借款人關係密切,但毫無疑問,大型私營部門借款人——尤其是那些此前被認為“大到不能倒”的借款人,也獲得了不大符合商業邏輯的貸款。中國恒大最近以15億美元的價格將所持地區性銀行盛京銀行近20%的股份出售給了當地一家國有企業。
盛京銀行一直在為中國恒大的運營提供融資,該行現在要求中國恒大使用出售股份所得資金償還對該行的欠款。
以商業活動為導向的國有企業集團中信集團也是中國恒大的重要貸款人,中信銀行廣州分行原行長目前正在接受調查,廣州與中國恒大總部所在的深圳市距離不遠。
通過讓金融家們感到恐懼來減少不良貸款是很好的做法,但弄清楚如何促使他們發放更多優質貸款也同樣重要,正是在這一點上,改革議程看起來仍然很薄弱——尤其是在反腐行動可能使銀行家們更不願做出冒險行為的情況下。
長期以來,中國的大銀行不僅受益於外界關於它們永遠不會倒閉的觀念,競爭對手為提高競爭力而上調存款利率的幅度受到嚴格限制,這也令大銀行受益。因此,這些大銀行往往更願意貸款給其他金融機構或被認為大而不能倒的公司,或是具有重要政治意義而不會倒閉的公司,輕鬆賺取利潤,而不願花功夫研究哪些中小型企業值得放貸。
這顯然與建立一個更公平社會或減少大企業尋租現象的呼聲背道而馳。但監管機構並沒有試圖為中國的銀行業引入更多競爭,而是對存款利率設定了事實上的上限。相關改革舉措只能被稱為微調,以外媒6月報道的一項新規為例,該規定將一些銀行的定期存款利率上限調整為基準利率上浮0.75個百分點,而不是上浮40至50%。由於中國的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多年來一直維持在1.5%,對許多人而言,這項新規基本上等於沒有變化。
有一個因素可能會起到積極作用,那就是更廣泛地提供更好的信用信息,這也是迫使阿里巴巴集團與一個新的國家信用評級機構分享該公司所積累信用數據背後的邏輯。不過,擁有獲得數據的渠道並不等同於擁有使用這些數據的強大經濟動機。而把金融科技公司的數據充公不會對鼓勵科技行業進一步投資於信用分析領域起到多大作用,從長遠來看,這最終可能會降低這些企業在相關領域的作用。
隨著這場最新整頓行動的鋪開,中國政府無疑會抓到一些害群之馬。但中國金融業的上述核心病灶還需功效更強的良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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