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家.强制老师接种疫苗能减轻传播风险

有人说这是老师的人权，爱怎么做就怎么做，要你管？

有很多人说这、说那，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来听听科学数据怎么说？当然数据不是万能的，但至少它比空口说白话来得理性、来得稳当。

对于“完成接种”疫苗（两剂辉瑞、AZ或科兴）后，仍然被Delta病毒感染、仍然能传播病毒的报告，的确是有的；比如美国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8月27日发表的The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系列报告里，就提到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5月1日至7月25日）的4万3127确诊者当中，有1万0895是已完成接种者，其百分比高达25%。美国休士顿的数据也显示，有16.8%已完成接种者染疫（828除以4920病例），面对Delta变异株时，这百分比提高至17.4%（194除以1118）（参见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研究人员8月1日刊登在medRxiv网站的预印本论文）。

这些高百分比，看起来很恐怖。

但数据必须科学的全面看待才公平。加利福尼亚州的那份数据，提到1万0895名染疫的完成接种者，有350人或3.2%病情恶化而住院，但3万0801未接种的病患，却有2355人（7.6%）住院，比已接种者高出2.4倍；进入ICU（466/30801 = 1.5%）和去世人数百分比（176/30801 = 0.6%），也比完成接种者（55/10895 = 0.5%和24/10895 = 0.2%）高出3倍。

另，新加坡研究人员也发现218位Delta染疫者，有60%是完全未接种者，7%是只接种一剂疫苗者，33%为完成mRNA疫苗接种者；即便有三分之一的Delta感染者是已接种者，他们的病毒载量和传播感染率，远比“未接种或未完成接种者”为低（引7月31日medRxiv预印本文章）。还有，根据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报告，和73名Delta染疫病人有密切接触的5153人里，1151人是完成接种者，但只有0.4%（5位）染疫；而3992未完成接种者有5.1%（68人）确诊，差别是约12倍（见8月13日medRxiv预印本论文）。

从这些研究数据（还有其他无法放在此文的报告），我们可以总结：

纵观种种不同族群、接种不同疫苗（辉瑞、AZ、Moderna或科兴），完成接种者感染Delta变异株的几率，是比未接种者的三至十二倍低；完成接种者因Delta“有症状感染”或“重症感染”的几率，以及传播感染给旁人的几率，也远比未接种者低很多。

对该不该强制疫苗接种这回事，政府需在人权、公共卫生权益和律法之间取得平衡，也可考量世卫（WHO）在4月13日发布的强制疫苗接种指南中的六个道德因素：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Necessity and proportionality）、提供疫苗安全性的证据（Sufficient evidence of vaccine safety）、疫苗有效性之证据（Sufficient evidence of vaccine efficacy and effectiveness）、供应充足的疫苗（Sufficient supply）、大众对政府的信任（Public trust）、决策透明化（Ethical processes of decision-making）。第一点的“必要性”，着重于社会、经济、教育层面，亦即若强制接种无法达致社会经济的更好结果，或若能以公众教育达致群众接种的目的，那强制性政策是不道德、不合理的。接下来的第二、三和四点，我国政府应该可以轻骑过关，但在“信任”和“决策透明度”上，则必须多加把劲，

从科学角度来看，强制那些必须进行公共活动的人（比如老师）接种疫苗，是势在必行的。

我国两千多名不愿接种的老师当中，除了因健康生理因素“不能接种”的人，对其他怀疑疫苗有效性或安全性而拒绝疫苗的老师们，我们一方面同理他们“不愿接种”的理由，但也更应该站在科学和公民社会的立场上，为降低自己和学生们的感染风险，去要求老师们以身作则接种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