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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10:42pm 22/10/2021

孙靖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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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靖斐 | 有型的简小姐

巴斯是奶油色的,巴斯石把城市砌成奶与蜜的偏暖色调。

而且巴斯好适合小资闺蜜聚会行程。在巴斯市政厅市集吃过英式早餐佐咖啡或茶,可以逛古董首饰、皮革制物、二手书店和芝士专门店,还有宠物饲料店——动物朋友的手信也不容疏漏。逛得手酸腿软,就到温泉浴场浸浴,然后在莎莉伦面包屋喝下午茶。最后在皇家新月楼前的草坪看金灿夕阳和人们悠闲遛狗。

巴斯市政厅市集(Bath Guildhall Market)
莎莉伦面包屋是巴斯最古老的建筑之一,独家圆面包Sally Lunn Bunn也有300年历史。
皇家新月楼(The Royal Crescent)

简·奥斯汀展览馆

而我独自前行,到过简·奥斯汀展览馆。馆址在盖尔街40号,距离作家住过的25号故居仅约100米。阅读作家们的生平轶事,经常觉得远观时他们像天上的月亮星星,明亮潋滟使人趋之若鹜的向往。但做密友、家人或情人,难免就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苦恼难受。简·奥斯汀在答应求婚后,经过一夜无眠竟忽然反口,让大家都陷入尴尬难堪。悔婚意味着她放弃了女人的终极归宿、名利和友情——毕竟惨遭退婚的是闺蜜亲弟。

若用愿受体制折损的寻常心眼去理解,大概会觉得她不识抬举,不懂计数。但她在1814年给侄女的信中如此写:任何事情都比不具感情的婚姻还好、还可忍受。

而简·奥斯汀展览馆谦卑自持的格局,仿若作家一生的隐喻;又似她的本名,一切低调从简。8个兄弟姐妹间,也唯有她不具中间名。简在生前甚至不曾用真名发表作品,小说封面只写上“By a lady”——尚比硬套男子姓名好一些?

馆中展示几幅简的画像。迄今为止,毫无争议是按她本人描摹的正面肖像只有一幅,但却是未完待续的素描。另一幅则描绘她的背影。两幅画作共享的正统性,是因为都出自亲姐卡桑德拉之手。其余的或由她的后人委托画家完成,或理据不足难辨真伪,或仅仅只是黑色剪影。

卡桑德拉笔下的简·奥斯汀
卡桑德拉笔下的简·奥斯汀
这幅侧像剪影名为“L’aimable Jane”(法文的Lovely Jane),作者不详
侄儿James Austen为简出版回忆录时,委托画家James Andrew重画一幅水彩肖像,
后世复刻多以此为范本。这明显参照了卡桑德拉的画,但简的眉眼神情却比原画温柔顺从许多。

这般神秘与其说是故弄玄虚,其实更贴切象征了当时的女性处境。人生几经压抑不顺,可以留于后世的本也不多;能够留下来的又未必是本人意愿。作为历史景点,展览馆似乎也自觉篇幅稍显不足,于是在门口摆了她的蜡像。却略显刻意生硬了,毕竟她的家族后人早已放弃为她描摹立体形象。简逝世后,卡桑德拉销毁了大量信件,简的回忆录也由家人大幅度介入,为她写下符合可敬人设的记载。可敬不一定在于文人风骨,可能只是女性长辈该有的形象,扁平的温良恭俭让,像侄子詹姆士·爱德华口中的“Dear Aunt Jane”。

简·奥斯汀展览馆外观

女性作家与书写

文学作品虚构,人们却常要从中挖掘它与现实交合的蛛丝马迹;历史戴上真相的帽子,但其中有几分真实又难以确切量度。简的回忆录无疑已略去众多私密内容,而更多在介绍她的文学作品。

即便如此,当时女性(作家)的空间还是太逼仄狭隘。简的文学成就也并非毫无争议,马克·吐温就做出非常严厉的评价:“Every time I read Pride and Prejudice, I want to dig Jane Austen up and hit her over the head with her shin bone.”

“难道非要救国救民才是文学?”大学曾选修香港文学与文化课,课上论及张爱玲时,也提到了简·奥斯汀。老师抛出这道问题。简生于汉诺威王朝乔治时代,也经历摄政时期,但她的小说不见宏大历史,不屑于政治正确,而是撷取日常生活的片段絮语,描写中产女性的社会交际与婚恋故事。然而女性的生活处境不也在反映社会切面吗?张爱玲对钟晓阳《停车暂借问》赞誉有加,钟晓阳又在李维菁逝后出版的《人鱼纪》《有型的猪小姐》作跋,文中尽显怜惜。〈九〇年代〉里李维菁就那么说:“我是那样相信,自古以来,男人治史粗鲁夸言的所谓江湖天下家国政经,其实都可以收拢折叠在一块微型卫生棉之中。”

在简早期的小说《诺桑觉寺》里,她已借女主角凯特琳之口说出:“关于历史我只是出于责任,不得不读了一些。当中无一处不使我困扰厌倦,每一页都在写教皇和国王争执不休,要不就是战争或瘟疫。那些男人全都一无是处,又几乎没个女人——实在让人厌烦。”

女作家处境本已孤独边缘,所以需要知音。如果性子里还多了一份不愿求全的执拗,与男子恋爱只会又是一轮消磨纠缠。而女子间的情谊,虽也有摩擦、变质的可能,但比起总和余生考量相互勾缠的婚恋关系纯粹。闺蜜情谊就这点方显可贵,张爱玲和炎樱如此;情愿相信卡桑德拉作为遗产继承人虽有争议,在简活着时也曾是那样的存在。

简小姐在巴斯

简·奥斯汀研究学者Jan Fergus说,虽然家人对她的生平论述有一定程度的掌控,但研究方向也不能偏颇,执意把她定位在受困于不幸家族生活的可怜女人。二元对立的论述从来是危险的。正如有人说她迷恋巴斯,也有人说她憎恶。其实人的际遇情感恒常流动,对空间物事又如何死守一种刻板单一。对创作者而言这也许更甚。巴斯之于简,既是创作灵感的丰富来源,也是她实际生活过的土地。定居巴斯那几年,有过与故乡截然不同的繁华都市生活,后来父亲却骤然离世长眠于此,奥斯汀家也因此陷入困顿,不断搬家。

都是介乎大喜大恶的光谱之间,经常游移、难以捉摸的部分。

而拟真贴切,或上得了台面的可人,似乎只能在当中择其一,简的画像和留世传记其实殊途同归。然而完美圆滑一刀切的论述也就太无趣、太缺乏生命力了。据说终身未婚的Dear Aunt Jane善于社交与舞蹈,定期上教堂,这些描述极符合她的社会地位,但她也喜欢酿啤酒与橙酒,闲时爱散步(又造福了文学散步地图工作者,为城市长久留下一些为人称道的故事)。

个人生平和出版作品上,简的话语权太少了。庆幸她倒很斩钉截铁的那次悔婚,至少为自己的人生作了主。根据后人记述,简的富二代一日未婚夫哈里斯长得大块头,话少结巴,言辞和相貌一样平庸——不就是《停车暂借问》里,赵宁静后来嫁的熊应生吗。久别重逢林爽然依旧让赵宁静扑了空,看看简,她简直在身体力行说出21世纪的迷因语录句式:“Girls don’t want boys, they want beer, orange wine and a slow sweet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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