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送餐平台营运手法引众怒

类似的情况不仅发生在大马，许多国家包括欧美都出现这种疫情封锁期间，因为送餐平台服务提供便利，拉抬了外卖生意，实则订单源源不绝，得益最大的只是送餐平台，餐饮业者业绩提振不过是“幻像”。

国外业者已经团结起来，创建本身的合作平台，餐馆可以选择要付多少配送费，而这通常是送餐平台收费的一半。此举已经对垄断式的大型送餐平台构成一定压力。本地餐饮业者这次的集体杯葛，据悉还未得到相关送餐平台的回应。

美国纽约市继去年5月立法针对第三方外卖送餐平台，限制他们的收费上限后，今年8月26日又通过法案，将外送服务费上限15%的规定永久化。这项限制普遍受到餐饮业者及消费人欢迎，唯引发了送餐平台与市政府之间的诉讼。

之前我国某送餐平台高管曾经通过媒体表示，介于25%至30%抽佣的利润看起来很高，但未必就化为平台的盈利。他说送餐平台还是处于亏本经营，他们需要承担各种成本，抽佣的原因是他们除了提供交付的服务，也为餐饮业者提供更广泛的在线曝光率，接触更多潜在客户。一旦抽佣金有顶限的限制、反而会带来反效果，对平台和餐饮业者都是双输局面。

送餐平台、餐饮业者和送餐员之间似有沟通，实则无进展，随着疫情趋缓，堂食开放，可能会影响外卖业绩，尤其是送餐平台和送餐员的影响会比较大，送餐平台是时候拿出诚意，解决费用问题，以免后悔莫及。

鉴于打造更公平的营商环境，以及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和送餐员的福利，政府是时候介入。当局可以援引2020年价格管制及反暴利法令、2010年竞争法令及1999年消费人保护法令，管制送餐平台，为涉及各方制定更公平的机制。这样可以为送餐平台的市场注入更多活力，形成良性竞争，让餐饮业者有更多合作选择，送餐员的福利不会被压榨，消费人也可以继续享有线上订餐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