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镇燊.应强制接种疫苗吗？

法院最终裁定，只要一个人身体状况适合接种疫苗，这人就不可拒绝接种，因为健康和安全的集体利益，远远大于个人权利。事实上，所谓真正自由，前提是您没对他人生存造成伤害的情况下，可才成立。就如政府可组军队，要求民众从军，因此在对抗致命病毒的战役，政府也可强制民众接种疫苗。

尽管最终政府获胜，但该裁决反引起一股反疫苗热潮，并将疫苗接种形容为“医疗暴政”。从此以后，每当大流行病来袭，而当局又开启强制接种疫苗措施时，就会看到反疫苗运动再次兴起。

但正好是强制接种疫苗，人类才可以根除天花病毒。当天花灭迹多年后，人类又再次迎来另一绝症爱滋病。

我们可以从雅各布森事件中，吸取2个教训。第一，强制接种后随之而来的是反疫苗运动升温风险，其二则是每个人都可能要在个人自由及选择上有所妥协，包括接种疫苗方式或基本权益受损。

因此，最佳对策是将强制接种疫苗作为最后手段，但对拒接种者设下更多限制，进而让他们在生活上面对困难与不便。政府应授权商界、社会和个人，设定他们想要的疫苗接种规则。

如果餐厅、时尚精品店或商场，想在要求民众在进入前，出示接种记录，应鼓励之。如果一家公司强制员工接种方可上班，或没接种者须罚款等，则应赋权他们如此做。又或者有一对情侣，不邀请未接种的朋友出席婚礼，他们也有权如此做。

任何人性化的政府，都须站在科学、经济和可行性角度出发。科学证据已证明疫苗功效，且在降低确诊病例和住院人数方面无可置疑，反对者论点站不住脚。在经济方面，因疫情而遭重击的行业，如娱乐、餐饮、学校等领域，疫苗是一大契机可让他们自救。

最后，虽然我们仍尊重个人选择和人身自由，但我们还要耗费多久的时间，继续理智地去说服反疫苗者改变想法？我们可以尝试不同的教育方法，通过社区领袖建立信任，并提供案例，但在改变一名反疫苗者想法的成本变得过高之前，我们还能有多少方法做到这一点？

诚然，反疫苗团体非坚不可摧，且并非每位反疫苗者都是好斗、不合作和傲慢。这也是为何我们仍提供这群人空间去改变想法，但在病毒肆虐的情况下，时不予我。等待越久、威胁越大。

随着时间流逝，仍有一小撮反疫苗者以疫情好转将恢复常态作为护身符，是时候告诉他们：“时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