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變一名反疫苗者想法的成本變得過高之前,我們還能有多少方法做到這一點?
首位有名的反疫苗者來自美國。留著鬍子、神情嚴肅、端莊的已故牧師雅各布森肖像,如今被張掛在反疫苗者家中,反疫苗標籤,遠遠超過了他作為貧困移民勞工教會創始人的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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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麻薩諸塞州劍橋市爆發天花疫情,這病毒在17世紀是最具毀滅性的傳染病。為阻止疫情散播,該市強制所有人接種疫苗,並派員逐戶勸說,當負責人員來到雅各布森住家時,他拒絕接種,並指沒人能強制他注射東西進體內。
雅各布森言之有理,當時強制疫苗接種就像場黑暗行動,政府在半夜派出好像突擊隊一樣的疫苗接種人員進入社區,檢查居民手臂是否有接種疫苗痕跡;如果沒有,接種人員就會將針頭插入他們的手臂中。
人心惶惶。有人在慌亂中破窗逃離住家、有人找醫生簽署假疫苗接種證明。有好幾次,還動用暴力強制民眾接種疫苗。
在社區和律師支持下,雅各布森起訴當地政府的案件,一路上訴至最高法院,案件獲得極大關注,主要爭論點在於“大流行病中的個人自由與集體利益,何者為重”。
在法庭上,反疫苗的論點主要是“不自然”、“不敬虔”和“違憲”——這點與今天的冠病疫情晶片陰謀論(注射疫苗等於植入晶片進體內,讓人可查行蹤)不一樣,後者是三者合為一。
法院最終裁定,只要一個人身體狀況適合接種疫苗,這人就不可拒絕接種,因為健康和安全的集體利益,遠遠大於個人權利。事實上,所謂真正自由,前提是您沒對他人生存造成傷害的情況下,可才成立。就如政府可組軍隊,要求民眾從軍,因此在對抗致命病毒的戰役,政府也可強制民眾接種疫苗。
儘管最終政府獲勝,但該裁決反引起一股反疫苗熱潮,並將疫苗接種形容為“醫療暴政”。從此以後,每當大流行病來襲,而當局又開啟強制接種疫苗措施時,就會看到反疫苗運動再次興起。
但正好是強制接種疫苗,人類才可以根除天花病毒。當天花滅跡多年後,人類又再次迎來另一絕症愛滋病。
我們可以從雅各布森事件中,吸取2個教訓。第一,強制接種後隨之而來的是反疫苗運動升溫風險,其二則是每個人都可能要在個人自由及選擇上有所妥協,包括接種疫苗方式或基本權益受損。
因此,最佳對策是將強制接種疫苗作為最後手段,但對拒接種者設下更多限制,進而讓他們在生活上面對困難與不便。政府應授權商界、社會和個人,設定他們想要的疫苗接種規則。
如果餐廳、時尚精品店或商場,想在要求民眾在進入前,出示接種記錄,應鼓勵之。如果一家公司強制員工接種方可上班,或沒接種者須罰款等,則應賦權他們如此做。又或者有一對情侶,不邀請未接種的朋友出席婚禮,他們也有權如此做。
任何人性化的政府,都須站在科學、經濟和可行性角度出發。科學證據已證明疫苗功效,且在降低確診病例和住院人數方面無可置疑,反對者論點站不住腳。在經濟方面,因疫情而遭重擊的行業,如娛樂、餐飲、學校等領域,疫苗是一大契機可讓他們自救。
最後,雖然我們仍尊重個人選擇和人身自由,但我們還要耗費多久的時間,繼續理智地去說服反疫苗者改變想法?我們可以嘗試不同的教育方法,通過社區領袖建立信任,並提供案例,但在改變一名反疫苗者想法的成本變得過高之前,我們還能有多少方法做到這一點?
誠然,反疫苗團體非堅不可摧,且並非每位反疫苗者都是好鬥、不合作和傲慢。這也是為何我們仍提供這群人空間去改變想法,但在病毒肆虐的情況下,時不予我。等待越久、威脅越大。
隨著時間流逝,仍有一小撮反疫苗者以疫情好轉將恢復常態作為護身符,是時候告訴他們:“時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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