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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6:00pm 23/10/2021

陈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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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利威|被中港臺媒介羈絆的大馬華社

我一直很好奇,目前華社的資訊接觸,到觀念、看法和個人立場的建立,是怎樣的一個過程

作為中港臺大中華區外,最大華語語系的大馬華社,由於在文化上弱勢,處於接受輸入的位置,也因此把該區當前最棘手的政治矛盾全盤照收。我上兩篇文章嘗試理解親中和反中者,從兩派讀者在臉書的討論和罵戰還有一些朋友的私訊中,可以見到被那政治僵局輸入之後缺乏反省的單純,是一種消化不良之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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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很好奇,目前華社的資訊接觸,到觀念、看法和個人立場的建立,是怎樣的一個過程。

歐洲學界在近年討論一個值得學習的概念,那是起源於德語的媒介化(mediatization)。簡單而言,就像全球化或者現代化一樣,媒介化指媒體和社會中各個領域的結合後,對社會產生一定的變化過程和趨勢。放在這個概念下,華社內以中文為主要閱讀語言的群體,深受中港臺新舊媒體的價值判斷灌輸,並形成一定的改變過程和觀念建立。然而,我們面對的,不是簡單的媒介化,因為媒介本身在發生著鉅變。

過去,大中華區的文化養分一度是華社正面的助力,尤其來自臺灣的文學、民主運動經驗和學術。我們熟悉臺灣的作家和作品,也曉得其民主化的過程,甚至成為本地的部分參照案例。旅臺人返馬或持續在臺的知識分子,發揮從華社角度來批判大馬時政的角色。香港則是我們的娛樂供應來源,港劇是共同的記憶,也提供一幅經濟繁華與資本主義貧富差距下的大都會想象。

那些素質高的過去,來到了今時今日,出現了接觸媒介的徹底變化,即從具權威和可信度高的媒體,下放到了各種新媒體中。作為漢語圈的一員,社會中接受華文教育的群體,現今所吸收的媒體訊息,相對以往本地媒體還是擁有絕對影響的地位,如今個別人士的接觸點和管道趨向多元,不同人尋找不同的偏好內容。

過往臺灣的主導,也局部過渡到中國了,而更不可測的是,資訊管道的去中心、分散化甚至部分達到了瑣碎化的程度。一些人假設偏愛個別網紅和小眾媒體的私人平臺,長期的接觸單一觀點後,更會對事物處於一種片斷式的理解架構。

在臺海兩岸的對立尖銳化下,政治網紅的鮮明立場和吸引人的呈現手法,雖然原本設定主要的觀眾群是臺灣或者中國,大馬華社對該課題有興趣者卻也輕易在社媒觀看。臺灣就有本地人也熟悉的反中先鋒波特王和館長,來自中國的更多是重新剪輯後在臉書的專頁,一些人也可以到微博追蹤個別中國的網絡紅人,比如《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就為人所認識。

明星政治化也成為大中華區的一個奇觀,這包括歌手演員,比如杜汶澤、黃秋生、黃安、成龍等人。而大馬的反體制歌手黃明志,最近的新歌《玻璃心》終於讓自己成為中國全網封殺的藝人之一。作為主要市場在大馬和臺灣的歌手,我認為他是故意迎合反中口味的市場需要,通過對中國的嘲諷和調侃,來製造話題和炒作。這是他一貫的作風。一些時候,他的歌曲並不怎麼樣,包括《玻璃心》的歌詞也含有粗口,不過,卻成功獲得原本對他很有意見的一些反中者之喜愛。

從媒介化的角度來看黃明志,以及兩派對大中華區政治死角的過度內化,這政治化的立場在華社的形成和發展最終只是一場口水戰,並無法衍生其他實質價值。因此,對於一些人指的召喚對中國的歸屬感論點,我認為是誤讀。畢竟,從華社過去對大中華區的接觸點和想象中,是涵蓋了親中與反中的勢力,不是單一的。讀畢華研出版的《馬來西亞華人社會與中國因素》後,這篇算是我的閱讀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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