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利威|被中港臺媒介羈絆的大馬華社

歐洲學界在近年討論一個值得學習的概念，那是起源於德語的媒介化（mediatization）。簡單而言，就像全球化或者現代化一樣，媒介化指媒體和社會中各個領域的結合後，對社會產生一定的變化過程和趨勢。放在這個概念下，華社內以中文為主要閱讀語言的群體，深受中港臺新舊媒體的價值判斷灌輸，並形成一定的改變過程和觀念建立。然而，我們面對的，不是簡單的媒介化，因為媒介本身在發生著鉅變。

過去，大中華區的文化養分一度是華社正面的助力，尤其來自臺灣的文學、民主運動經驗和學術。我們熟悉臺灣的作家和作品，也曉得其民主化的過程，甚至成為本地的部分參照案例。旅臺人返馬或持續在臺的知識分子，發揮從華社角度來批判大馬時政的角色。香港則是我們的娛樂供應來源，港劇是共同的記憶，也提供一幅經濟繁華與資本主義貧富差距下的大都會想象。

那些素質高的過去，來到了今時今日，出現了接觸媒介的徹底變化，即從具權威和可信度高的媒體，下放到了各種新媒體中。作為漢語圈的一員，社會中接受華文教育的群體，現今所吸收的媒體訊息，相對以往本地媒體還是擁有絕對影響的地位，如今個別人士的接觸點和管道趨向多元，不同人尋找不同的偏好內容。

過往臺灣的主導，也局部過渡到中國了，而更不可測的是，資訊管道的去中心、分散化甚至部分達到了瑣碎化的程度。一些人假設偏愛個別網紅和小眾媒體的私人平臺，長期的接觸單一觀點後，更會對事物處於一種片斷式的理解架構。

在臺海兩岸的對立尖銳化下，政治網紅的鮮明立場和吸引人的呈現手法，雖然原本設定主要的觀眾群是臺灣或者中國，大馬華社對該課題有興趣者卻也輕易在社媒觀看。臺灣就有本地人也熟悉的反中先鋒波特王和館長，來自中國的更多是重新剪輯後在臉書的專頁，一些人也可以到微博追蹤個別中國的網絡紅人，比如《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就為人所認識。

明星政治化也成為大中華區的一個奇觀，這包括歌手演員，比如杜汶澤、黃秋生、黃安、成龍等人。而大馬的反體制歌手黃明志，最近的新歌《玻璃心》終於讓自己成為中國全網封殺的藝人之一。作為主要市場在大馬和臺灣的歌手，我認為他是故意迎合反中口味的市場需要，通過對中國的嘲諷和調侃，來製造話題和炒作。這是他一貫的作風。一些時候，他的歌曲並不怎麼樣，包括《玻璃心》的歌詞也含有粗口，不過，卻成功獲得原本對他很有意見的一些反中者之喜愛。

從媒介化的角度來看黃明志，以及兩派對大中華區政治死角的過度內化，這政治化的立場在華社的形成和發展最終只是一場口水戰，並無法衍生其他實質價值。因此，對於一些人指的召喚對中國的歸屬感論點，我認為是誤讀。畢竟，從華社過去對大中華區的接觸點和想象中，是涵蓋了親中與反中的勢力，不是單一的。讀畢華研出版的《馬來西亞華人社會與中國因素》後，這篇算是我的閱讀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