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振豪|罢免选举法非最佳选项

我们对罢选法的讨论往往都只停留在“还政于民”和“杜绝青蛙”的基础，很少会去考量落实该项政策后可能遇到的问题，缺乏长远、深入和周全的研究，这也是马来西亚实施公共政策时常遇到的瓶颈。

倘若在马来西亚实行“还政于民”的罢选举法，报复性罢免的情况绝对不输台湾，毕竟我国的族群、宗教、语言和地方等社会分歧更为复杂，政党必定动员支持者发动持续性的联署罢免，以巩固支持者的政党忠诚，稳定其选票市场。

与此同时，大选落败的政党可借由罢免被迫现任者中途下车，再通过补选夺下该选区，一方面变相为政党添加席次，另一方面是轻易推翻全国大选的民意。这种情形最可能发生在混合选区，以及人口流动率高和游子选民居多的选区。

首先，基于混合选区的族群比例不相上下，单元族群政党如巫统、土团党、伊党、砂土保党、马华、国大党等，大可挑起煽动性的课题（例如，指控现任者“反伊斯兰”、“反砂拉越人”或“反华人”），内容农场一番再发动联署罢免，其结果无论是否通过，选区内甚至全国的族群关系将进一步撕裂，后续的选举竞争也充斥露骨的极端论述，公共讨论被染上各种意识形态。此外，此类族群动员也间接壮大单一族群和论述狭隘的政党，令主打多元族群和中间路线的政党更为不利。

至于人口流动率高和游子选票较多的选区，选民在大选回乡投票进而让某些候选人当选，但是，中选议员可能面临选后被敌对政党报复性罢免的危机。举个例子，行动党在一次选举中，凭着3000张多数票击败巫统，拿下某个选区，而这3000票中有2000张是游子票、1000票是马来中间选民。选后一段时间，巫统指控行动党议员“歧视马来人和伊斯兰”，呼吁“马来穆斯林大团结”以罢免行动党议员，1000名马来中间选民将面临族群和宗教的压迫，选择倒向巫统以博取同侪认同，此时游子选民因工作和就学，未能及时回乡参与罢免投票，致使原本3000张多数票的行动党议员，因同意罢免的票数高出1000张而遭罢免。

必须说明的是，身在外地的选民有权决定家乡的命运，游子们有权选出一名能照顾亲朋邻里，关注选区民生，以及积极参与立法的民意代表。假设罢选法成为败选政党夺权的合法桥樑，趁着游子无暇返乡的机遇，发动支持者联署罢免，推翻大选建立起来的民意委托，那么游子们又有何必要在大选期间返乡投票？请问罢选法的提倡者如何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呢？

笔者认为，罢选法阻止政治青蛙的构想是可行的，但罢选法绝对不可以是反跳槽法的核心。反之，控制跳槽者最直接的方法是根据竞选标志，衡量民意代表是否涉及跳槽行为，一旦选后公开跟当初的竞选标志（也就是政党的竞选标志）划清界限，则跳槽行为成立，民意代表必须悬空议席进行补选。

当然，罢选法可以跟悬空议席的反跳槽法并存，两者并不冲突，因为罢选法是选民由下而上的联署及罢免，而反跳槽法则是由上而下迫跳槽者交出议席，只是罢选法的界定必须更为精确，不只是光看联署人数、罢免同意票数或百分比而已，推动以前需要纳入更多考量因素，例如，罢免门槛须对应个别选区的族群、年龄层和性别的变数，避免有些政党轻易操弄民意；罢免案的同意票需要比现任者上一次选举的得票更高才算成立；因罢免案而产生的补选竞选期要比一般补选更长，以便游子选民能够安排时间回乡投票等等，诸如细节是罢选法提倡者要深入研拟的。

简单地说，笔者主张反跳槽法和罢选法可以并存，不过罢选法不应该是主菜，要罢免一名民意代表的程序和门槛必须有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尽可保留大选期间的民意委托，另一方面降低报复性罢免的成功率。反之，对跳槽行为的把关更多是政党的责任范围，而以竞选标志决定议席是否悬空，是引导民意代表走向自律与守法的直接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