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振豪|罷免選舉法非最佳選項

我們對罷選法的討論往往都只停留在“還政於民”和“杜絕青蛙”的基礎，很少會去考量落實該項政策後可能遇到的問題，缺乏長遠、深入和周全的研究，這也是馬來西亞實施公共政策時常遇到的瓶頸。

倘若在馬來西亞實行“還政於民”的罷選舉法，報復性罷免的情況絕對不輸臺灣，畢竟我國的族群、宗教、語言和地方等社會分歧更為複雜，政黨必定動員支持者發動持續性的聯署罷免，以鞏固支持者的政黨忠誠，穩定其選票市場。

與此同時，大選落敗的政黨可藉由罷免被迫現任者中途下車，再通過補選奪下該選區，一方面變相為政黨添加席次，另一方面是輕易推翻全國大選的民意。這種情形最可能發生在混合選區，以及人口流動率高和遊子選民居多的選區。

首先，基於混合選區的族群比例不相上下，單元族群政黨如巫統、土團黨、伊黨、砂土保黨、馬華、國大黨等，大可挑起煽動性的課題（例如，指控現任者“反伊斯蘭”、“反砂拉越人”或“反華人”），內容農場一番再發動聯署罷免，其結果無論是否通過，選區內甚至全國的族群關係將進一步撕裂，後續的選舉競爭也充斥露骨的極端論述，公共討論被染上各種意識形態。此外，此類族群動員也間接壯大單一族群和論述狹隘的政黨，令主打多元族群和中間路線的政黨更為不利。

至於人口流動率高和遊子選票較多的選區，選民在大選回鄉投票進而讓某些候選人當選，但是，中選議員可能面臨選後被敵對政黨報復性罷免的危機。舉個例子，行動黨在一次選舉中，憑著3000張多數票擊敗巫統，拿下某個選區，而這3000票中有2000張是遊子票、1000票是馬來中間選民。選後一段時間，巫統指控行動黨議員“歧視馬來人和伊斯蘭”，呼籲“馬來穆斯林大團結”以罷免行動黨議員，1000名馬來中間選民將面臨族群和宗教的壓迫，選擇倒向巫統以博取同儕認同，此時遊子選民因工作和就學，未能及時回鄉參與罷免投票，致使原本3000張多數票的行動黨議員，因同意罷免的票數高出1000張而遭罷免。

必須說明的是，身在外地的選民有權決定家鄉的命運，遊子們有權選出一名能照顧親朋鄰里，關注選區民生，以及積極參與立法的民意代表。假設罷選法成為敗選政黨奪權的合法橋樑，趁著遊子無暇返鄉的機遇，發動支持者聯署罷免，推翻大選建立起來的民意委託，那麼遊子們又有何必要在大選期間返鄉投票？請問罷選法的提倡者如何確保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呢？

筆者認為，罷選法阻止政治青蛙的構想是可行的，但罷選法絕對不可以是反跳槽法的核心。反之，控制跳槽者最直接的方法是根據競選標誌，衡量民意代表是否涉及跳槽行為，一旦選後公開跟當初的競選標誌（也就是政黨的競選標誌）劃清界限，則跳槽行為成立，民意代表必須懸空議席進行補選。

當然，罷選法可以跟懸空議席的反跳槽法並存，兩者並不衝突，因為罷選法是選民由下而上的聯署及罷免，而反跳槽法則是由上而下迫跳槽者交出議席，只是罷選法的界定必須更為精確，不只是光看聯署人數、罷免同意票數或百分比而已，推動以前需要納入更多考量因素，例如，罷免門檻須對應個別選區的族群、年齡層和性別的變數，避免有些政黨輕易操弄民意；罷免案的同意票需要比現任者上一次選舉的得票更高才算成立；因罷免案而產生的補選競選期要比一般補選更長，以便遊子選民能夠安排時間回鄉投票等等，諸如細節是罷選法提倡者要深入研擬的。

簡單地說，筆者主張反跳槽法和罷選法可以並存，不過罷選法不應該是主菜，要罷免一名民意代表的程序和門檻必須有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儘可保留大選期間的民意委託，另一方面降低報復性罷免的成功率。反之，對跳槽行為的把關更多是政黨的責任範圍，而以競選標誌決定議席是否懸空，是引導民意代表走向自律與守法的直接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