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杰隆.财案前瞻：消除贫穷需针对性部署

假使政府是认真看待国内贫穷，作出针对性部署并不难，特别是趁政治停火、经济重置和边境封锁之时，没有比现在更好时机，重新调整我国的房屋和人力资源总体政策。

喊出消除贫穷的口号很容易，但政策执行往往却是个大问号。这是为什么时至今天已来到第12个大马计划，焦点依旧在消除贫穷。雪上加霜的是，疫情这两年让更多人陷入了贫穷困境。

贫穷的面貌有多真实？根据失去收入援助金（BKP）申领，受疫情影响而失业的国人达到87万名，占了就业人口5%。就算保住饭碗，国家统计局也预测约60万来自M40中等收入家庭因疫情导致收入大跌，而降入B40低收入家庭级别。

雇员公积金局最近更透露，疫情之后将近一半会员只有少于1万令吉存款。来自底层B40低收入会员中，他们的储蓄中位数下降了60%；M40中等收入会员则下降了17%，但是来自T20高收入会员却上升了8%。这显示，收入越低者，遭到疫情的打击则会更大。更何况，这尚未包括大部分不是公积金会员的赤贫者。

过去，政府部门之间无法协调整合，各自为政，是让扶贫政策往往无法精准到位的主要关键。例如，妇女、家庭与社区发展部副部长在国会坦诚，政府在疫情期间提供的福利援助，仍然沿用旧有的贫穷线收入标准，目的是“为了减轻政府财务负担”。事实上，国家统计局已在2019年将贫穷线收入从每月家庭收入980令吉上修至2208令吉。

另一方面，许多用作扶贫的津贴和计划，都存在遭到滥用或精英阶级中饱私囊。反贪污委员会本周就逮捕了16名因涉嫌挪用印裔社会转型单位（MITRA）拨款的公司董事，这些高达数千万令吉的挪用款项原本旨在推动印裔同胞的社会经济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