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傑隆.財案前瞻：消除貧窮需針對性部署

假使政府是認真看待國內貧窮，作出針對性部署並不難，特別是趁政治停火、經濟重置和邊境封鎖之時，沒有比現在更好時機，重新調整我國的房屋和人力資源總體政策。

喊出消除貧窮的口號很容易，但政策執行往往卻是個大問號。這是為什麼時至今天已來到第12個大馬計劃，焦點依舊在消除貧窮。雪上加霜的是，疫情這兩年讓更多人陷入了貧窮困境。

貧窮的面貌有多真實？根據失去收入援助金（BKP）申領，受疫情影響而失業的國人達到87萬名，佔了就業人口5%。就算保住飯碗，國家統計局也預測約60萬來自M40中等收入家庭因疫情導致收入大跌，而降入B40低收入家庭級別。

僱員公積金局最近更透露，疫情之後將近一半會員只有少於1萬令吉存款。來自底層B40低收入會員中，他們的儲蓄中位數下降了60%；M40中等收入會員則下降了17%，但是來自T20高收入會員卻上升了8%。這顯示，收入越低者，遭到疫情的打擊則會更大。更何況，這尚未包括大部分不是公積金會員的赤貧者。

過去，政府部門之間無法協調整合，各自為政，是讓扶貧政策往往無法精準到位的主要關鍵。例如，婦女、家庭與社區發展部副部長在國會坦誠，政府在疫情期間提供的福利援助，仍然沿用舊有的貧窮線收入標準，目的是“為了減輕政府財務負擔”。事實上，國家統計局已在2019年將貧窮線收入從每月家庭收入980令吉上修至2208令吉。

另一方面，許多用作扶貧的津貼和計劃，都存在遭到濫用或精英階級中飽私囊。反貪汙委員會本週就逮捕了16名因涉嫌挪用印裔社會轉型單位（MITRA）撥款的公司董事，這些高達數千萬令吉的挪用款項原本旨在推動印裔同胞的社會經濟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