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不应该回避将临时援助分配予最贫困和最弱势群体。紧急援助工作应针对两个群体,B40群体和中小企业(给予从事食品生产、运输和分销的中小企业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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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2022年财案预算案的讨论中,有人提出政府在支援冠病支出的增加,进而抵消经济成长所必要的公共建设支出,因此在新财案预算分配上,应着重于重整及活络经济的方向着手,使我国明年能迈向高经济成长率的目标。2022年财案“重建得更好”( building back better,简称BBB) 的建议,具有一石二鸟的目的,也就是说,在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同时,也应将产业发展及扶持的重点着重于高附加值的商品、服务和生产。
我原则上支持BBB建议,但也强烈建议2022年财案也应包含一个转换机制,促使财政部能更有效率的将大笔指定给予BBB的资金,重新分配至救济援助与医疗项目。这是因为BBB建议不会是万灵丹!
2020年经济衰退-5.6%,2021年预期GDP增长率也从7%下调至3%。这不是由于消费需求放缓所导致的,而是源于金融业的延迟还款策略、政府对大多数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和服务公司)的封锁限制导致供应端暂时关闭形成的。这类型的经济崩溃是不正常的,因为它是国家为了特定目的采取的应变措施造成的,这是遏制疫情传播而不得以为之的政策。
因生命价更高,所以政府抗疫行动当然会对经济造成损害,也只有消除冠病(或将其控制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企业重开,方能恢复长期性有动力的经济增长。政府防疫政策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冠病此类非寻常的全球性灾难需要不寻常的经济管理。在此情况下的一个重要建议是,2022年财政政策不能再因循守旧,才是避免疫情伤害经济的必要手段。
由于抗疫造成的经济封锁,无可避免的导致GDP大幅下滑,应对冠病疫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应是一项可行的方案,而不是凯恩斯式的增加需求来刺激经济成长。政府用于紧急灾难援助的大量临时支出,虽然保护人民的生计,但并不会促进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显著上升以增强大马公司的经济韧性。一般无针对性,凯恩斯式的经济刺激将导致 CPI和进口上升,但不会为人民与大马企业带来相同的成长。
跨越华尔街对财政赤字迷思的陷阱
上文提及如何指导扩张性财政政策,有两种含义截然不同的财政计划。它们是 (1) 通过将紧急援助发放至B20群体和中小企业,挽救生命并保持经济韧性的灾难援助计划;及 (2) 以增长为导向的宏观计划,让马来西亚迈入更高的增长道路,但无法立即缓解B20群体和中小企业的困境。
两个支出计划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 (1) 救灾计划的实施只有在经济崩溃时,由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全面关闭生产造成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及 (2) 实施以增长为导向的宏观稳定计划在任何时候都行得通,不论在商业周期的任何阶段(只有上升阶段稍例外)。
在当前疫情下,财政部必须抛弃财政管理上两个传统信条。第一个必须被抛弃的信条是下调恐惧症 (downgrade-phobia)。当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赤字低于GDP3%时,投资银行不会下调其主权债券评级,而当财政赤字超过7%时,投资银行通常发会出警告,并下调该国的财务评级。
这种机械式条规在经济学上是说不通的,当7%至10%的财政赤字是暂时性的,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要素,并与准备恢复运营的公司保持良好的恢复机制。任何下调都不会持久,因为GDP出现V型复苏后,这些投资银行家将成为马来西亚的啦啦队。当经济长期停滞后出现社会政治动荡时,肯定会发生严重的降级。与其导致经济疲软、政治不稳定和社会萎靡不振的恶性循环风险,不如冒着信用评级暂时小幅下调的风险。
冠疫时期必须抛弃的第二个财政管理信条是对货币大幅贬值的恐惧。只有当大多数国家没有出现更高的财政赤字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财政赤字增加而导致货币贬值的警告才有效。今天,扩张的财政赤字是一个全球普遍的现象,且七国集团的财政赤字增幅远高于马来西亚。由于令吉汇率不仅取决于马来西亚的经济状况,还取决于其他国家的经济状况,财政部不应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操作手册中的这句口号吓倒。
政府不应该回避将临时援助分配予最贫困和最弱势群体。紧急援助工作应针对两个群体,B40群体和中小企业(给予从事食品生产、运输和分销的中小企业特别关注)。
由于抵减税额和税额减免对B20群体无利,因此有必要直接向该群体转移现金。工作遏制因素的常见担忧应被摒弃,因为当今的经济疲劳并不是工人自愿性失业造成的。
必须承认,抵减税额和税额减免并不能帮助中小企业在亏损时生存。它们在支付租金、偿还债务和确保员工完整无缺等方面需要帮助。因此,实施暂时中止或是暂时减少中小企业支付租金和偿还债务义务的法律是需要提及的。
财政部也应促成国家银行提供冠病贷款予商业银行,仅用于让中小企业支付工资、租金与债务。国家银行逐渐注销其提供予商业银行的冠病贷款,从而允许商业银行在中小企业的冠病贷款中也可这样做。
最重要的是,财政部须大大增强医疗体系控制冠病的能力。公共卫生服务的拨款须增加,以提高其测试和追踪冠病的能力,政府医院须能够扩大并提升对该疾病的治疗,尤其是传统上被边缘化的社区。
财政部须针对教育单位拨款,以使中小学能够提供有效的线上教育;为低收入家庭的孩童提供电脑;并以低廉的价格,在全国特别是在郊区,扩大宽带互联网的可用性。
我们论及前两项在冠病时期,与医疗与教育相关的额外拨款,实际上是灾难援助措施,而不是BBB措施。两组活动都是一石二鸟的情况。
这种不因循守旧的财政政策的正面效应是,人民将获得接近正常水平的食物、庇护所、医疗服务,以及为他们的孩子获取教育机会;企业将避免在疫情期间关闭,让他们能够尽快恢复运营;粮食生产、以及其运输和配送接近正常水平;医疗体系可快速提高其检测、追踪与治疗冠病的能力。
2022年政府财案肯定会有灾难援助配套和BBB配套。财政部须将警惕性和灵活性纳入预算监督与支付的过程中,以能够在2022年对抗冠病疫情的进程中做出适当的调整。
若疫情突然恶化,BBB计划应被削减而不是展延,释放的拨款应重新调配至灾难援助活动;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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