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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7:20am 29/10/2021

冠病

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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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财案预算案

胡永泰教授

双威大学谢富年东南亚研究所

胡永泰教授.2022財政預算案與急診室經濟學

胡永泰教授(双威大学谢富年东南亚研究所主席)

政府不應該回避將臨時援助分配予最貧困和最弱勢群體。緊急援助工作應針對兩個群體,B40群體和中小企業(給予從事食品生產、運輸和分銷的中小企業特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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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2022年財案預算案的討論中,有人提出政府在支援支出的增加,進而抵消經濟成長所必要的公共建設支出,因此在新財案預算分配上,應著重於重整及活絡經濟的方向著手,使我國明年能邁向高經濟成長率的目標。2022年財案“重建得更好”( building back better,簡稱BBB) 的建議,具有一石二鳥的目的,也就是說,在追求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同時,也應將產業發展及扶持的重點著重於高附加值的商品、服務和生產。

我原則上支持BBB建議,但也強烈建議2022年財案也應包含一個轉換機制,促使財政部能更有效率的將大筆指定給予BBB的資金,重新分配至救濟援助與醫療項目。這是因為BBB建議不會是萬靈丹!

2020年經濟衰退-5.6%,2021年預期GDP增長率也從7%下調至3%。這不是由於消費需求放緩所導致的,而是源於金融業的延遲還款策略、政府對大多數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和服務公司)的封鎖限制導致供應端暫時關閉形成的。這類型的經濟崩潰是不正常的,因為它是國家為了特定目的採取的應變措施造成的,這是遏制疫情傳播而不得以為之的政策。

因生命價更高,所以政府抗疫行動當然會對經濟造成損害,也只有消除冠病(或將其控制在一個非常低的水平),企業重開,方能恢復長期性有動力的經濟增長。政府防疫政策反映了一個事實,即冠病此類非尋常的全球性災難需要不尋常的經濟管理。在此情況下的一個重要建議是,2022年財政政策不能再因循守舊,才是避免疫情傷害經濟的必要手段。

由於抗疫造成的經濟封鎖,無可避免的導致GDP大幅下滑,應對冠病疫情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應是一項可行的方案,而不是凱恩斯式的增加需求來刺激經濟成長。政府用於緊急災難援助的大量臨時支出,雖然保護人民的生計,但並不會促進消費者物價指數(CPI)顯著上升以增強大馬公司的經濟韌性。一般無針對性,凱恩斯式的經濟刺激將導致 CPI和進口上升,但不會為人民與大馬企業帶來相同的成長。

跨越華爾街對財政赤字迷思的陷阱

上文提及如何指導擴張性財政政策,有兩種含義截然不同的財政計劃。它們是 (1) 通過將緊急援助發放至B20群體和中小企業,挽救生命並保持經濟韌性的災難援助計劃;及 (2) 以增長為導向的宏觀計劃,讓馬來西亞邁入更高的增長道路,但無法立即緩解B20群體和中小企業的困境。

兩個支出計劃之間的另一個重要區別是 (1) 救災計劃的實施只有在經濟崩潰時,由國家通過行政手段全面關閉生產造成的情況下才有意義,及 (2) 實施以增長為導向的宏觀穩定計劃在任何時候都行得通,不論在商業週期的任何階段(只有上升階段稍例外)。

在當前疫情下,財政部必須拋棄財政管理上兩個傳統信條。第一個必須被拋棄的信條是下調恐懼症 (downgrade-phobia)。當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財政赤字低於GDP3%時,投資銀行不會下調其主權債券評級,而當財政赤字超過7%時,投資銀行通常發會出警告,並下調該國的財務評級。

這種機械式條規在經濟學上是說不通的,當7%至10%的財政赤字是暫時性的,這是維護社會穩定的要素,並與準備恢復運營的公司保持良好的恢復機制。任何下調都不會持久,因為GDP出現V型復甦後,這些投資銀行家將成為馬來西亞的啦啦隊。當經濟長期停滯後出現社會政治動盪時,肯定會發生嚴重的降級。與其導致經濟疲軟、政治不穩定和社會萎靡不振的惡性循環風險,不如冒著信用評級暫時小幅下調的風險。

冠疫時期必須拋棄的第二個財政管理信條是對貨幣大幅貶值的恐懼。只有當大多數國家沒有出現更高的財政赤字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於財政赤字增加而導致貨幣貶值的警告才有效。今天,擴張的財政赤字是一個全球普遍的現象,且七國集團的財政赤字增幅遠高於馬來西亞。由於令吉匯率不僅取決於馬來西亞的經濟狀況,還取決於其他國家的經濟狀況,財政部不應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操作手冊中的這句口號嚇倒。

政府不應該回避將臨時援助分配予最貧困和最弱勢群體。緊急援助工作應針對兩個群體,B40群體和中小企業(給予從事食品生產、運輸和分銷的中小企業特別關注)。

由於抵減稅額和稅額減免對B20群體無利,因此有必要直接向該群體轉移現金。工作遏制因素的常見擔憂應被摒棄,因為當今的經濟疲勞並不是工人自願性失業造成的。

必須承認,抵減稅額和稅額減免並不能幫助中小企業在虧損時生存。它們在支付租金、償還債務和確保員工完整無缺等方面需要幫助。因此,實施暫時中止或是暫時減少中小企業支付租金和償還債務義務的法律是需要提及的。

財政部也應促成國家銀行提供冠病貸款予商業銀行,僅用於讓中小企業支付工資、租金與債務。國家銀行逐漸註銷其提供予商業銀行的冠病貸款,從而允許商業銀行在中小企業的冠病貸款中也可這樣做。

最重要的是,財政部須大大增強醫療體系控制冠病的能力。公共衛生服務的撥款須增加,以提高其測試和追蹤冠病的能力,政府醫院須能夠擴大並提升對該疾病的治療,尤其是傳統上被邊緣化的社區。

財政部須針對教育單位撥款,以使中小學能夠提供有效的線上教育;為低收入家庭的孩童提供電腦;並以低廉的價格,在全國特別是在郊區,擴大寬帶互聯網的可用性。

我們論及前兩項在冠病時期,與醫療與教育相關的額外撥款,實際上是災難援助措施,而不是BBB措施。兩組活動都是一石二鳥的情況。

這種不因循守舊的財政政策的正面效應是,人民將獲得接近正常水平的食物、庇護所、醫療服務,以及為他們的孩子獲取教育機會;企業將避免在疫情期間關閉,讓他們能夠儘快恢復運營;糧食生產、以及其運輸和配送接近正常水平;醫療體系可快速提高其檢測、追蹤與治療冠病的能力。

2022年政府財案肯定會有災難援助配套和BBB配套。財政部須將警惕性和靈活性納入預算監督與支付的過程中,以能夠在2022年對抗冠病疫情的進程中做出適當的調整。

若疫情突然惡化,BBB計劃應被削減而不是展延,釋放的撥款應重新調配至災難援助活動;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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