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泉安.刀口上的财政预算案

针对这点，宏观经济学者胡永泰教授认为扩张性财政策略固然可行，但它不是借增加需求来刺激经济成长的凯恩斯式方案。他警惕，一般缺乏针对性的凯恩斯式经济刺激，将导致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和进口上升，不会为人民和本土企业带来同等的成长。

这也令人意识到，扩张性经济策略是被种种主观条件所绑缚，包括经济成长率、财政赤字、国家出口额增缩度落差、国债及还债负担等因素，不是首相“哇元素”口号那么简单。理由如下：

一、我国现值经济衰退期：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负成长5.6%，2021年预期GDP增长率也从7%下调至3至4.5%，肇因不是消费需求显著放缓，而是国家遭受疫情打击，在非常时期非得启动非常措施，全国进入行动管制，导致供应端长期关闭。

虽然惠誉评级预期我国明年增长率可达5.5%，但过去近两年抗疫的财政耗损，仍需一番痛苦调养才能复原。

因此，预算案提呈国会辩论后，议员必须多做功课，提供更多建设性建议，财政部长也不能尽是报喜不报忧，反而应将复苏经济的里程表公诸于世，勇于面对人民打分。

二、国债上限继续攀升：政府财务管理有个明文规定，法定债务总额与GDP比重不能超越55%预定上限。

2020年冠病爆发后，我国举债上限被调高至60%；续后，抗疫与提升医疗设施及救市济贫等异常开销直线上升，政府再把举债上限调高至GDP的65%，暂定明年年底必须下调重组。

原则上，朝野两方已同意将抗疫特别基金总数，从650亿令吉增至1100令吉。截至目前，单单应对疫情的开支已高达380亿1900万令吉，因此，2022年抗疫拨款仍有相当宽裕的余额。

因此，预算案如何兼顾国债负担与扶持经济复苏的极化目标，是个大考验，政府必须顾及重整课税之余，同时确保人民、企业仍有个无痛苦的财政年。

三、借新贷、还旧债的循环性囧境：根据总审计司最新数据，我国2020年国债高达8795亿6000万令吉，占GDP的62.1%。相对之下，2019年国债与GDP比重仅是52.4%，落差达10.9%（980亿5800万令吉）。

2020年，政府肩负总值1945亿5500万令吉的新贷款，其中，高达980亿5800万令吉（50.4%）是用作偿还到期的旧贷款本金。

总稽查司阐明，目前状况，政府仍是依赖新贷款来缴付到期的贷款，同时也必须动用发展基金内82亿6500万令吉，来分摊私人融资计划负债和承诺担保，构成账簿以外的或有负债。

问题是，总稽查司只能陈述政府财务窘境，却匮乏长期性解决方案，在钱银拮据情况下，看来政府只能维持现有的理财惯例，十个热锅九个盖，不知几时才能固本还原。

在此情况下，明年展望并非十分乐观，人民想要知道政府可有扭转乾坤的神机妙算？

回到朝野双方主张实施扩张性财政方案，2022年预算案主轴既是经济复苏，相信预算案总额（包括现金及非现金益惠），势比2021年拨款（3220亿5400万令吉）更庞大。

但在财政数字以外，也许我们必须适时思量经济转型的新定义，莫让每年预算案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口上，白费心机。

环球性冠病浩劫产生种种新常态和新动力，各国为了求存，纷纷转向数码化运作，大幅度取代劳工密集型的商业活动。

亚洲革新翘楚日韩中印已在前头推动数十载，东盟大陆国家（越泰柬）也开始迎头赶上，予人世事如棋局局新的启迪。

反观我国出口业仍未与时并进，挂牌大企业续对重新引进外劳的老掉牙课题唠叨不烦。

政府曾大力主催工业革命4.0，至今业绩未显，若不善用财政预算案赋予的奖掖与惩罚方策，软硬兼施，马来西亚几时才能经济转型，重整国际贸易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