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泉安.刀口上的財政預算案

針對這點，宏觀經濟學者胡永泰教授認為擴張性財政策略固然可行，但它不是借增加需求來刺激經濟成長的凱恩斯式方案。他警惕，一般缺乏針對性的凱恩斯式經濟刺激，將導致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和進口上升，不會為人民和本土企業帶來同等的成長。

這也令人意識到，擴張性經濟策略是被種種主觀條件所綁縛，包括經濟成長率、財政赤字、國家出口額增縮度落差、國債及還債負擔等因素，不是首相“哇元素”口號那麼簡單。理由如下：

一、我國現值經濟衰退期：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GDP）負成長5.6%，2021年預期GDP增長率也從7%下調至3至4.5%，肇因不是消費需求顯著放緩，而是國家遭受疫情打擊，在非常時期非得啟動非常措施，全國進入行動管制，導致供應端長期關閉。

雖然惠譽評級預期我國明年增長率可達5.5%，但過去近兩年抗疫的財政耗損，仍需一番痛苦調養才能復原。

因此，預算案提呈國會辯論後，議員必須多做功課，提供更多建設性建議，財政部長也不能盡是報喜不報憂，反而應將復甦經濟的里程錶公諸於世，勇於面對人民打分。

二、國債上限繼續攀升：政府財務管理有個明文規定，法定債務總額與GDP比重不能超越55%預定上限。

2020年冠病爆發後，我國舉債上限被調高至60%；續後，抗疫與提升醫療設施及救市濟貧等異常開銷直線上升，政府再把舉債上限調高至GDP的65%，暫定明年年底必須下調重組。

原則上，朝野兩方已同意將抗疫特別基金總數，從650億令吉增至1100令吉。截至目前，單單應對疫情的開支已高達380億1900萬令吉，因此，2022年抗疫撥款仍有相當寬裕的餘額。

因此，預算案如何兼顧國債負擔與扶持經濟復甦的極化目標，是個大考驗，政府必須顧及重整課稅之餘，同時確保人民、企業仍有個無痛苦的財政年。

三、借新貸、還舊債的循環性囧境：根據總審計司最新數據，我國2020年國債高達8795億6000萬令吉，佔GDP的62.1%。相對之下，2019年國債與GDP比重僅是52.4%，落差達10.9%（980億5800萬令吉）。

2020年，政府肩負總值1945億5500萬令吉的新貸款，其中，高達980億5800萬令吉（50.4%）是用作償還到期的舊貸款本金。

總稽查司闡明，目前狀況，政府仍是依賴新貸款來繳付到期的貸款，同時也必須動用發展基金內82億6500萬令吉，來分攤私人融資計劃負債和承諾擔保，構成賬簿以外的或有負債。

問題是，總稽查司只能陳述政府財務窘境，卻匱乏長期性解決方案，在錢銀拮据情況下，看來政府只能維持現有的理財慣例，十個熱鍋九個蓋，不知幾時才能固本還原。

在此情況下，明年展望並非十分樂觀，人民想要知道政府可有扭轉乾坤的神機妙算？

回到朝野雙方主張實施擴張性財政方案，2022年預算案主軸既是經濟復甦，相信預算案總額（包括現金及非現金益惠），勢比2021年撥款（3220億5400萬令吉）更龐大。

但在財政數字以外，也許我們必須適時思量經濟轉型的新定義，莫讓每年預算案的每一分錢都花在刀口上，白費心機。

環球性冠病浩劫產生種種新常態和新動力，各國為了求存，紛紛轉向數碼化運作，大幅度取代勞工密集型的商業活動。

亞洲革新翹楚日韓中印已在前頭推動數十載，東盟大陸國家（越泰柬）也開始迎頭趕上，予人世事如棋局局新的啟迪。

反觀我國出口業仍未與時並進，掛牌大企業續對重新引進外勞的老掉牙課題嘮叨不煩。

政府曾大力主催工業革命4.0，至今業績未顯，若不善用財政預算案賦予的獎掖與懲罰方策，軟硬兼施，馬來西亞幾時才能經濟轉型，重整國際貿易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