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注意到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包括马来西亚这主要以穆斯林领导的世俗国,由于意识形态的僵化和思想保守态度,脱不出“天条式”思潮的窠臼,导致批判式思维不被看重;而看重这种科学思维的西方世界,却又欢迎这些有能力的穆斯林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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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客周而复始演出类似TIMAH这种荒谬戏码,谁会是最大输家?
可能有人会说,人民应该是输家,因为我们缴纳的所得税,给部长、高官、国会议员们浪费了。10月28日各大媒体的报道,提到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通讯及多媒体、首相署(宗教事务)、国民团结四大部长,多个部门秘书长、局长、伊斯兰发展局、内政部、国际贸易与工业部的代表,众多官员齐集一堂,只为讨论让威士忌TIMAH改名字、换标签。
但我个人认为马来人(或者穆斯林)群体,才是这项议题的最大输家。
我们可以从世界穆斯林科学界开始谈起。
截至2021年,975位诺贝尔得奖者当中,只有三位穆斯林获得科学相关的诺贝尔奖,而这三人当中,受祖国重视的只有一位,即土耳其的Aziz Sancar(2015年化学奖),但他也不在自家国内发展,而是选择美国作为事业基地。
另两位有来自巴基斯坦的Mohammad Abdus Salam(1979年物理奖)和埃及的Ahmed Hassan Zewail(1999年化学奖);前者属于伊斯兰Ahmadiyya教派成员,但却不被巴基斯坦政府承认为穆斯林,导致这位备受尊崇的科学家离国出走至英国;后者一直都在美国求学和发展科学事业,也曾是奥巴马智囊团Presidential 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成员。
约一千年前,伊斯兰世界曾经出现众多科学、艺术、文学、哲学等领域的杰出人物。那个以阿拉伯为中心、历经约五百多年的伊斯兰黄金时代(公元700至1300),深深影响和带动现代科学方法的进展;这些包括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等领域的的蓬勃发展,造就了当时科学研究的至高成就。
来到21世纪,这黄金时代荣耀不再。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各方学者都各有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动的各种解释,但个人比较强调伊斯兰区域的思维模式改变。
从14世纪开始,伊斯兰世界的思想自由逐渐受到钳制;黄金时代盛行的开放式辩论、批判性思维、研究等学术风气,慢慢被神学院主事者禁止,反而以注重教条和经典的“天条式”思维取而代之。这种知识分子的学术思潮转变和思辨退化,加上连绵战事(十字军东征和蒙古人侵略)中被摧毁的大量学术机构和设备,最后造成伊斯兰科学发展的陨落。
这曾经荣耀一时的伊斯兰世界,目前只剩几个学术机构勉力支撑一些科学活动,其中稍负盛名的也只有土耳其的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工程和自然科学算有点名气)、卡达尔的Qatar University和沙地阿拉伯的King Abdulaziz University。
马来西亚作为以伊斯兰为主的多元文化和种族的国家,在英殖民时代和开国初期,也曾因为英国学者的资源支援,而在自然科学领域有过辉煌历史;但国内穆斯林科学家近几十年的表现,却远远不及非土著科学家的成就,尤其是获得各大国际荣誉的华印裔科学界。
我们注意到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包括马来西亚这主要以穆斯林领导的世俗国,由于意识形态的僵化和思想保守态度,脱不出“天条式”思潮的窠臼,导致批判式思维不被看重;而看重这种科学思维的西方世界,却又欢迎这些有能力的穆斯林科学家。
国际上赫赫有名的我国伊斯兰学者Syed Ali Tawfik Al-Attas,也曾多次批判马来社会陷入“思维泥淖”的现象(https://www.malaysianow.com/news/2020/12/30/ex-dg-of-govts-islamic-think-tank-says-unreformed-jakim-has-strayed-from-halal-objective/);身为Institute of Islamic Understanding Malaysia(IKIM)第三任总监(2005-2009),他认为我国穆斯林过度注重“什么该做和不该做”,比如服装上的限制,宗教视野也过度狭隘。
这种思维模式的僵化,将是导致国家逐步陷入退化的主要关键。
如果绝大部分的国家领导、官员和人民在理性思维、批判性剖析上,有着“惰性思考”的问题,而连年发生类似TIMAH这种议题时,也没有重量级领导出声苛责和制止,那在强调科学和科技的环球化世代里,国家是不会有竞争能力的。
要避免马来人成为大输家,马来西亚亟需健康、开放、理性的思辨环境,更需要更多像Syed Ali这样的学者和领袖,敢于担当知识分子/领导的责任,勇于理性发声,纠正荒谬思维。
这场闹剧的唯一大赢家,是威士忌酒商,大幅度刺激销量之余,还省了一大笔广告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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