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嗎?一個國家文化涵養水平的高低,就看一個當權者如何去善待或破壞一部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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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2000年離開大學“電影狂痴”的環境後,一直與影像工作持有一段若即若離的關係,由於當時畢業卻面臨影視業界工作機會不多,即使無法在短期內迴歸最初的理想,至少在電影推廣活動、學院教學、文字評論等,總是在嘴角沾一沾甜醬,圖個來日方長的時機。
終於在2010年,加入SIGNIS (世界公教影視協會),同年2月接獲單位應邀,以亞洲代表評委身分,前往第29屆伊朗國際影展,參與影展的因緣,就此聚合!打從大專時期接觸了伊朗導演已故Abbas Kiarostami的《何處是我朋友的家?》後,就開始瘋狂搜索伊朗電影的慾望持續至今。
如今在國際影壇上頻頻報捷的伊朗電影,其實也經歷過一段相當坎坷的 “政治迫害” 命運,尤其在1979年霍梅尼發起伊斯蘭革命之後,眾多電影導演被判“誤導公眾”的罪名而被囚禁,結果造成許多不符合伊斯蘭教義的通俗電影統統被禁。一直到了80年代,霍梅尼帶領下的新伊朗政府,開始提倡拍攝“伊斯蘭美德”的主旋律作品,方讓伊朗電影工業逐漸復甦。當時有兩位舉足輕重的電影始祖,分別是Abbas Kiarostami和Mohsen Makhmalbaf,他們各自帶領成立電影訓練機構,積極推動民間青年的電影製作。由於保守的伊朗政府仍然制定許多電影條例來審核劇本和演員,逼於無奈下,Mohsen Makhmalbaf和Abbas Kiarostami靈機一動,藉著“兒童電影”來為社會問題說話,所幸的是,伊朗政府並沒有看穿這些“童言無忌”的電影中,原來隱藏著許多反諷的灰色地帶,進而造就了伊朗盛產的“兒童電影” 風靡了國際電影節!
90年代初期,伊朗電影便在世界三大影展(法國康城、意大利威尼斯和德國柏林)深得好評,以深邃詩意的民族符號和兒童語言,擄獲不少西方與歐洲影評人和片商的垂注,一直到現在,伊朗電影藝術的精湛“雕工”仍在世界電影版圖上屹立不倒,眾多單憑述說伊朗本土故事的導演如Abbas Kiarostami、Mohsen Makhmalbaf和女兒Samira Makhmalbaf,以及目前仍被政府囚禁的Jafar Panahi等,他們皆不以商業橋段來掛帥的藝術成就,遠遠超越了眾多亞洲區域已上岸的導演。
回想當年參與伊朗國際影展,短短10天的所見所聞,至今仍歷歷在目。在影展期間,發生Jafar Panahi的作品在影展禁映,最終還被政府軟禁,前來的外國評審,受邀參與當地電影人協會發起的聲援聯署,要求政府別再濫用“政教條例”迫害電影人,致使當年影展活動一度陷入緊張局勢,甚至部分導演不滿退賽,時任總統內賈德也介入,在開幕禮上大力批評國內導演不該拍攝批判政治的作品,應多拍一些“真善美”的主旋律電影。結果我們幾個外國評審,在機場離境之際,被伊朗海關人員招到辦公室盤問了一個多小時才肯放飛。
慶幸近在咫尺,尤以亞洲歷史悠久且威的電影盛事之一的臺北金馬影展,多年來一直秉持著創作自由和民主視野,從不會發生有哪一部作品因“政治不正確”,被要求刪減、修改、禁映或以“技術問題”而臨時抽起。
說到這裡,難免感傷地想起自家的馬來西亞。2006年曾伴隨雅思敏導演出席一場由駐馬某國大使館在本地院線主辦的影展周,出席者包括本國高官和外交貴賓。怎知開幕片在放映時一旦出現接吻、親密、性愛、粗言、血腥等畫面之際,工作人員即刻用紙張遮蔽著投影,觀影過程中被無數次“聽其聲不見其影”的尷尬局面打斷,連帶席上傳來一陣陣的冷笑和噓聲。
步出影廳,站在門口的本地官員兼聯辦單位一見雅思敏,笑盈盈第趨前打招呼之際,雅思敏當下語重心長反問對方:“你知道嗎?一個國家文化涵養水平的高低,就看一個當權者如何去善待或破壞一部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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