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焕然.余英时与李泽厚

告别革命，李泽厚也走了。但他曾表示：“民族主义，是很危险的事情。今天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反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最容易煽动民众感情的一种主义。”

三个月内，走了两名著名学者，一代知识分子。来篇感想文，致我不愿告别的年代。

30年前我的大学时代，台湾的历史系学生几乎是人手一册余英时的《历史与思想》。那是当时的“时尚”，也是一种信念。尤其作为钱穆先生这一系谱下来的，从我的大学，到学术研究、教学，讲历史的同时，我们有一股难以言喻的“入世”的人文关怀。是一个动力。是信念，也是一种处世的态度。关于中国文化的传统与现代，读余英时的书，可以感受到这名学养具备的学人其“中国情怀”与自由主义的结合。当年台湾历史系学生群中推荐的学者及必读读物中，余英时的书是不会少的。

余英时从思想史批判的“中国”，一直都是那些“反智”的中国。感叹的是，如今在中国敢正视余英时言论者，需要一些勇气。而在台湾还有心正视余英时的言说者，又有几人？是一个学术时代的结束了吗？那些带有中国情怀、自由主义，以及想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辩证灵光，曾何几时早已在空中，飘散，抓不着重量。认真读过余英时书的人，不多言了，顶多偶尔犬儒笑骂几句。而骂余英时的人，很多是因他晚年声援了一些年轻人。不过很怀疑那些骂余英时的人，到底有没有认真看过或看懂了余英时那些厚实而深情的学术论著，对“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充满温情与敬意的文字。

知道今朝或许已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我真的不想告别。读书人的“入世”精神，人文与民主，我们仍然要传承和坚持下去。不然我真的是写不了文章，教不了什么书了。这是坚持。有些东西，是理念与原则问题。我为什么要盲从跟你的“主流大潮”走。余英时在〈我所承受的五四遗产〉就曾这样说过：“五四对我的影响大概以‘求知’这一点为最深。”但“求知并不排斥道德，因为推动求知的仍是一种巨大的道德力量。”“没有知识的基础，我便不敢提出任何改造中国的构想。”

同理，今天多少大马华人在臭骂和质疑政客的甜言蜜语和空头支票。甚至因为“锡米酒名事件”，有华裔网民还愤愤地说要“教训”某某政党某某联盟。然而这些人怎么不想想才几年前的事，他们都应该还是“救亡”压倒一切的高举道德标杆，什么“选党不看人”、“废人投废票”。当时正义凛然说这些话的人，甚至还对持异议者极度侮辱谩骂的人，你懂你当时有多无知，而且是在劣质民主吗？事实上，盲从才是“百年五四”的反思，应要破解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