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煥然.余英時與李澤厚

告別革命，李澤厚也走了。但他曾表示：“民族主義，是很危險的事情。今天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反對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最容易煽動民眾感情的一種主義。”

三個月內，走了兩名著名學者，一代知識分子。來篇感想文，致我不願告別的年代。

30年前我的大學時代，臺灣的歷史系學生幾乎是人手一冊余英時的《歷史與思想》。那是當時的“時尚”，也是一種信念。尤其作為錢穆先生這一系譜下來的，從我的大學，到學術研究、教學，講歷史的同時，我們有一股難以言喻的“入世”的人文關懷。是一個動力。是信念，也是一種處世的態度。關於中國文化的傳統與現代，讀余英時的書，可以感受到這名學養具備的學人其“中國情懷”與自由主義的結合。當年臺灣歷史系學生群中推薦的學者及必讀讀物中，余英時的書是不會少的。

余英時從思想史批判的“中國”，一直都是那些“反智”的中國。感嘆的是，如今在中國敢正視余英時言論者，需要一些勇氣。而在臺灣還有心正視余英時的言說者，又有幾人？是一個學術時代的結束了嗎？那些帶有中國情懷、自由主義，以及想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辯證靈光，曾何幾時早已在空中，飄散，抓不著重量。認真讀過余英時書的人，不多言了，頂多偶爾犬儒笑罵幾句。而罵余英時的人，很多是因他晚年聲援了一些年輕人。不過很懷疑那些罵余英時的人，到底有沒有認真看過或看懂了余英時那些厚實而深情的學術論著，對“傳統中國”和“現代中國”充滿溫情與敬意的文字。

知道今朝或許已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但我真的不想告別。讀書人的“入世”精神，人文與民主，我們仍然要傳承和堅持下去。不然我真的是寫不了文章，教不了什麼書了。這是堅持。有些東西，是理念與原則問題。我為什麼要盲從跟你的“主流大潮”走。余英時在〈我所承受的五四遺產〉就曾這樣說過：“五四對我的影響大概以‘求知’這一點為最深。”但“求知並不排斥道德，因為推動求知的仍是一種巨大的道德力量。”“沒有知識的基礎，我便不敢提出任何改造中國的構想。”

同理，今天多少大馬華人在臭罵和質疑政客的甜言蜜語和空頭支票。甚至因為“錫米酒名事件”，有華裔網民還憤憤地說要“教訓”某某政黨某某聯盟。然而這些人怎麼不想想才幾年前的事，他們都應該還是“救亡”壓倒一切的高舉道德標杆，什麼“選黨不看人”、“廢人投廢票”。當時正義凜然說這些話的人，甚至還對持異議者極度侮辱謾罵的人，你懂你當時有多無知，而且是在劣質民主嗎？事實上，盲從才是“百年五四”的反思，應要破解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