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益士|宏觀經濟學基礎上的福利和累進式經濟

政府也在認真看待社會保護的問題。2022年財政預算案將i-Saraan計劃的受益者擴大至自僱人士和沒有固定收入的人。政府如今也將為年齡介於55至60歲之間的會員提供最低15%或最高每年250令吉的津貼。

根據策略4：“支持公共服務領域”，將向130萬名56級及以下的公務員提供700令吉的特別援助金。而100萬名退休公務員則獲得350令吉。

但是，政府在確保公平稅收方面的努力並沒有達到預期，因為它過於溫和，缺乏所需的政治和官僚氣概。

有關企業收入超過1億令吉徵收33%“繁榮稅”以及上市股票買賣合約印花稅從0.1%提高到0.15%和取消每份合約200令吉上限的宣佈，在11月1日證券交易所重新開市時，引發了一波賣壓。

這導致大馬股票交易所的馬股市值蒸發了338億令吉，儘管FBM（富時綜合指數）KLCI（吉隆坡綜合指數）只下降了2%。預計這種下降趨勢將是短暫的。

徵收資本利得稅（CGT）——在性質上更具累進性和公平性——會不會催生出類似的結果？

最有可能的或許是有了一定的門檻，一旦CGT成為一個永久特徵，市場最終也會接受它。

《星報》於2021年2月3日刊登Harvey & Associates公司顧問Harvindar Singh的文章《洞察力——在大馬推出資本利得稅的影響》指出，儘管有CGT，但越南股市去年還是上漲了14%

作為一個有效的反投機工具，CGT可以幫助穩定價格（儘量減少波動），特別是與“仙股”（價格在1.50至1.00令吉及以下的股票）有關的股票。

現在，如果大馬股票交易所因投機或賭博活動而聞名，我們是否會感到自豪？

此外，CGT將抵消股票保證金融資機制（即從經紀人或銀行貸款購買股票）的自由供應，這可能導致出現“強制買賣”的結果——市場波動。

當然，強制買賣可能會產生類似於“繁榮和蕭條”現象的潛在連鎖反應，包括對貸款的銀行產生同樣嚴重的影響。想想不良貸款（NPLs）和“有毒”資產。

正如智庫埃米爾研究機構（Emir Research）在2021年10月13日的文章〈2022年財政預算案與第12大馬計劃——債務上限、暴利與資本利得稅〉中提到的受監管賣空活動（RSS）的情況一樣，CGT也可以幫助完善現有的措施，以減少對保證金追繳的風險（即當股票價值下跌時給戶頭充值）。

事實上，正是由於上述原因，CGT也符合伊斯蘭價值觀，更別說其他主流宗教的價值觀了。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財政預算案並沒有提到重新徵收商品及服務稅（GST）。如果是為了填補國庫缺口，為福利援助提供資金，那就太尷尬了——因為這意味著重新徵收的時候，B40群體並沒有減少，而是隨著來自M40群體的20%家庭的加入而增加。

也就是說，當負擔將由不斷擴大的B40群體人口來承擔時，就不應該徵收GST，因為他們的購買力多年來已被嚴重削弱，並因疫情而變得更糟。

因此，只有當更多的人進入作為中產階級支柱的M40群體時，GST才能捲土重來——反映出購買力的整體提高。

再來看收入，根據《2022年財政展望與聯邦政府預估收入》（第142頁），預計收入將增加5.9%，達到2340億令吉，“與更好的經濟前景一致”。

預計僅所得稅就佔2022年預算的37.5%（第102頁）。

預計這樣一個僅略低於整體預算撥款來源一半的數字，所得稅（個人、公司、石油、預扣款等）將承擔沉重的財務負擔。

但這樣的預測是否現實——有鑑於行管令期間收入下降的環境，因此任何利潤都必須由限制現金流來抵消？

貸款和政府資產的“使用”（售賣、租賃等）預計只佔2022年財政預算案的29.5%。這意味著大部分貸款將被用於債務展期。

根據第4章：2022年財政展望的債務管理，“…預計2021年，政府的總貸款將達到2108億令吉，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3.9%…1104億令吉（將被用於）償還利息，而[只有]988億令吉[用於]赤字融資”（第163頁）。

當然，債務展期是一種正常的財政政策做法。而EMIR研究機構一直主張，政府的預算案不像家庭那樣。任何約束都是自我施加的。

​儘管如此，我們也意識到，由於我國貨幣的地位，我們也存在一些限制。我們當然不希望把自己置於外匯投機者能狙擊到的地位。

為此，我們提醒政府注意其現有的債務展期安排，並敦促政府制定一個（較低的）

 “比率”，例如3比1，即每3000億令吉的赤字開銷，有1000億令吉被用於債務展期。這是為了確保貸款的生產部署。；

也許這應該被納入即將出臺的《財政責任法》中。

這也應該使我們的債息費用（debt service charges ）得到控制——當更多的錢被用於消費，這將帶來收入方面的回酬（例如稅收），然後可用於償還債務。

更關鍵的是，我們沒有“印鈔機”的經驗（這是一個用詞不當的例子——因為印鈔機不是為了印製新鈔或 “金融資產淨額”，沒有相應的負債，不是為了財政部或甚至中央銀行，而是為了商業銀行的金庫提供資金，防止存款被提取）或更準確地稱為“貨幣融資”（MF）。

貨幣融資只是美國、英國和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甚至歐盟在某種意義上通過歐洲中央銀行）直接和間接地做的事情。推出貨幣融資的國家通常也提出結構性債務展期。

這是因為在經濟生命週期的每個階段，政府都必須首先支出，然後才能徵稅和/或貸款。

在美國，納稅義務（從字面上）消失了。納稅人不需要（從本質上）為財政部提供資金，財政部只需指示相關的聯邦儲備銀行分行（從其在中央銀行的賬戶中）將資金記入誰的賬戶，誰就是收款人。早在1946年，紐約聯邦儲備銀行（FRBNY）主席比爾茲利（Beardsley Ruml）就在其題為《納稅收入已經過時》的演講中提出了這個觀點。

但我們可以進行量化寬鬆（QE）。

量化寬鬆將有助於保持我們的大馬政府債券（MGS）和伊斯蘭債券（Sukuk）等支付的低利息，此舉反映了量化寬鬆的一種間接方式。有限形式的量化寬鬆將相應地支持有限或溫和形式的貨幣融資——國家銀行可以為我們的財政支出提供資金，這可以幫助減少我們某程度上的債務展期。

也就是說，與其從我們的機構投資者那裡借錢來展延我們先前存在的債務，不如利用量化寬鬆來先發制人（通過債券持有人將其長期持有的債券轉讓給中央銀行）。

簡而言之，國家銀行可以直接註銷（有限的）債務（長期債券），或者根據諸如五年期限的證券回購協議（10年期限的大馬政府債券的一半）轉售，即轉售債券以換取商業銀行的現金。

現在，這些現金將來自政府早前的赤字支出——要麼來自稅收加貸款，要麼僅是貸款。

實際上，與其債務展期，即借錢直接償還貸款：

1.我們必須先借錢來花；

2.這些支出（財政注入——貸款的有效使用）然後作為“儲備金”出現在國家銀行的商業銀行賬戶中；

3.之後，儲備金被用來回購政府債券；

4.買賣的收益將由國家銀行移交給財政部（連同利息），在時機成熟時償還債務。

這需要協調一致的策略性財務和貨幣政策，也是EMIR研究機構一貫的主張。

（本文由萊益士胡先（Dr Rais Hussin）與 Jason Loh共同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