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林泰|通過結構改革促進永續發展

同樣的，我國經濟在2021年預計增長3.0%至4.0%，低於2019年取得的4.4%。但是我國失業率仍然大大高於疫情前。根據大馬統計局（DOSM）公佈的報告，2021年8月有4.6%或74萬8800人失業，比2019年8月的人數多出約22萬人。2020年，家庭月收入平均減少了10.3%，為7089令吉，而2019年為7901令吉。此外，在2020年，12.5%的家庭月收入低於2500令吉，20.0%的M40群體家庭月收入低於4849令吉。

研究發現B40和M40群體的收入下降比T20群體更明顯。2020年，T20群體所佔的國民總收入比例更高，即47.2%（2019年為46.8%），而B40和M40群體分別只佔15.9%（2019年為16%）和36.9%（2019年為37%）的國民總收入。

雖然已經採取了各種舉措，如經濟與人民強化配套（PERMERKASA）和人民與經濟復甦配套（PEMULIH）來減輕大流行造成的經濟影響，但要讓經濟恢復到大流行前的水平，仍然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有鑑於經濟前景仍然不穩定和不確定，而且政府的法定債務上限預計將上升到國內生產總值的65%，因此需要一個永續經濟復甦計劃。因此，我國政策制定者應該研究如何促進永續發展。

1.需要一個更好的方法來吸引外國直接投資（FDI）。

根據《全球投資競爭力報告》，外資對發展中國家的好處包括：技術轉讓、提高生產力和創造就業機會。正如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所強調的，儘管有關大流行的不確定性導致2020年東盟地區的外資流入額從2019年的1820億美元下降到1370億美元。東盟地區仍然是一個有吸引力的投資目的地，其全球外資份額從2019年的11.9％增加到2020年的13.7％。

然而，令人震驚的是，在東盟獲得的1370億美元的外資中，大馬只獲得了35億美元（佔約2.55%）。這一數額遠遠落後於新加坡獲得的外資總額（910億美元），印尼（190億美元）和越南（160億美元）。

最新證據顯示，政策不確定性威脅到投資者的信心，從而對外資的流入產生負面影響。印尼因其龐大的國內市場而成為一個有吸引力的投資目的地；新加坡的政策已或證明能顯著吸引外資的流入。因此，大馬政策制定者應該超越傳統的稅收優惠來吸引外資的流入，並集中精力制定具有確定性的政策來增強投資者信心。

2. 促進包容性就業和結構轉型。

從國際勞工組織（ILO）獲得的數據顯示，這一大流行對勞動力的影響是不平衡的。殘疾人士、年輕人、婦女、自僱人士和中低技能員工的工作崗位遭到破壞的程度更高。雖然僱用激勵措施，如僱傭津貼計劃2.0（Penjana Kerjaya 2.0）及MYFutureJobs求職平臺應繼續實施，但政策制定者，主要是人力資源部，應更積極地與本地企業接觸，推動創造就業機會。

此外，正如國際勞工組織所強調的，世界不能也不應該把目標放在回到危機發生前的勞動力市場上。相反，政策制定者應致力於促進結構轉型，使之成為更具包容性、綠色、公平和永續的勞動力市場，為所有人提供體面的就業機會。國際勞工組織還預計，到了2030年，綠色經濟就能在全球範圍內創造2400萬個工作崗位，這表明政策制定者應進入綠色人才開發領域，並將綠色技能納入現有的大學學位課程。

3.社會保護改革

僱員公積金（EPF）強調，大流行也導致達到基本儲蓄門檻（到了55歲為24萬令吉）的會員比例大幅下降（從36%降至27%）。截至2021年9月，約有46%的55歲以下公積金會員的賬戶中只有不到1萬令吉的儲蓄。

隨著我國人口的預期壽命增加到75.6歲，而2011年是74.3歲，退休儲蓄不足的問題引起了人們對老年貧困的關注。因此，社會保護改革迫在眉睫。政策制定者應該研究引入類似於德國和北歐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在這些國家，有工作的人必須繳納醫療保險、長期護理、養老金和失業津貼。

（作者是馬大經濟與行政學院高級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