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性的繁荣税带来的影响是短暂的。若政府能善用这一笔额外的收入救经济,企业将受益于经济的复苏,它为企业带来的利益是持久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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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马2022年财案里,新出炉的“繁荣税”成为了热门话题。它是福是祸?我觉得这要从两个层面看:它的公平性以及对经济的影响。
繁荣税针对盈利超过一亿的高收入企业,它的概念与“暴利税”相似。这不是一个新概念,在大马,当棕油价格大涨,大园主必须交暴利税。在澳洲,若国家政策导致地价大涨,获利的地主也要缴交暴利税。
相比起以上的例子,繁荣税不同之处在于它针对的企业范围更广。暴利税向来惹争议,从右派思想的角度看,这一个做法在惩罚成功的企业。
在税务系统里,成功的企业赚得多,缴税也多,暴利税让它们的税务负担更重。看一看大马实际情况,超过98%的企业属于中小企业,它们对GDP的贡献却少于40%。这意味着极小部分的大企业撑起了大部分的经济,它们的贡献应该得到赞赏,而不是“回赠”以更多的税务。
对于左派思想者,他们的看法可能不一样。企业的成功有赖于国家和政府的支持,如今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更何况不少企业赚的钱来自消费者和国民,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盈利高多缴税是一件合情合理之事。
再者,疫情中,有的企业因祸得福,以手套为例,全球手套供不应求,手套企业盈利一度暴涨。有人认为这是时势造英雄,若企业靠运气赚大钱,“暴利税惩罚努力者”的说法就不成立了。
暴利税究竟公不公平?个人认为,它不适合右派思想者,但会赢得左派思想者的支持。回看历史,两者互相轮替,在不同的时间点上主导经济趋势。因此,即使暴利税在今天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多年以后也可能会被多数人推翻。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只有人们的主观看法。
繁荣税有另一个争议点,有人说通过此税,政府可能会赚30亿,但同时会“失去”330亿,后者指的是繁荣税导致股市下跌。
自财案宣布后,在11月1至3日间,大马KLCI指数从1562点跌至1530点。有者把此事归咎于繁荣税,因为它影响的企业甚广,包括银行、烟酒、公用、手套、电信、汽车、棕油和科技公司。
还有人认为,繁荣税会吓跑外资,冲击大马股市与经济。看一看大马股票交易所的数据,在股市大跌的3天内,外资净流出了1900万,本地机构投资者撤出了4亿左右。相比起后者,前者撤出的资金微乎其微。客观数据似乎不支持“吓跑外资”的说法。
至于股市大跌,若说暴利税是主因,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在股票的世界里,股价与企业盈利息息相关,价值投资者一般拿两者做对比,这是俗称的本益比(PE,Price Earning Ratio)。若每股盈利为3元,股价为9元,PE则为3倍(9÷3=3)。这意味着股价是盈利的3倍,投资者要持有股票3年才能回本。
若企业被逼多缴税,盈利自然下降,股价跟着下调是很正常的事。从投资角度看,这不一定代表投资者对企业或经济失去了信心,它体现的更多是“一分钱,一分货”的谨慎投资精神。
在大马股市下跌时,散户净投入了近4.3亿,某程度上,这是散户对股市前景有信心的证据。
繁荣税对股市有短暂的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新税下,人民无需多缴税,它也不直接影响中小企业。
至于大企业,一次性的繁荣税带来的影响是短暂的。若政府能善用这一笔额外的收入救经济,企业将受益于经济的复苏,它为企业带来的利益是持久性的。
个人而言,我不担心繁荣税打击经济,更关注它带来的收入能否被善用。比如说,有言论指,财案对各族的财富分配不公平。在深究前,笔者对此不作评论,但这是一个政府必须正视的议题。因为课征新税是为了共同抗疫,若做法不公平,整个政策将会失去它原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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