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萬物種瀕臨滅絕，人口增加是主因

亞洲開發銀行東亞局高級環境專家馬克．貝祖揚認為，這個正受到嚴重威脅的生命之網，需要公共開發銀行發揮核心作用，幫助應對生物多樣性喪失、氣候變化和人類福祉等相關問題。

他在亞洲開發銀行官網發表的“如何應對迫在眉睫的生物多樣性消亡危機？”文章中強調，作為政府資助機構，公共開發銀行，如雙邊與多邊開發銀行以及金融公司，對解決生物多樣性消亡危機至關重要。

他說，公共開發銀行對全球年度投資的貢獻率約為10%（2.3萬億美元），2019年擁有的總資產規模為11.2萬億美元，但其中至少28%（3.1萬億美元）面對生物多樣性喪失帶來的高風險。

“原因在於，包括能源、天然氣、水、農業、交通運輸及工業在內的幾乎所有由這些鉅額資金資助的發展，都是由自然資本（自然界提供的原材料）和生態系統服務（由自然資本產生，如營養循環及氣候調節）驅動。”

“這些重要的資產是由物種和群落豐富的自然多樣性及其彼此之間、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產生或維持的。生物多樣性喪失，削弱了發展所依賴的自然資產的質量與供應。”

因此，他認為，公共開發銀行需要轉向“益於自然”的投資，即是量化支出的經濟效益以及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並衡量與自然相關的金融風險。

貝祖揚說，實現基礎設施建設目標需要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公共開發銀行可以提供重要支持以滿足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需求，而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如恢復溼地以支持洪水管理、種植綠化帶以減輕城市熱島效應，將能夠通過利用自然界提供的服務，補充並幫助減少基礎設施需求。

由於基礎設施的韌性無法與自然生態系統相提並論，他說，最有效的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可以保護及恢復生物多樣性。因此，在城鄉規劃方面的業務，公共開發銀行需要更加註重恢復原生動植物群落——這是自然生態系統的基石。

貝祖揚表示，公共開發銀行是農業的重要融資機構，而農業對生物多樣性的依賴程度在所有部門中最高。可是，更改土地用途、過度使用化學品與水資源、實行單一農業耕作等問題，農業也成了導致生物多樣性喪失的最大根源。

“這些問題在亞洲最為嚴重，因為該地區依靠退化農田維生的人口最多、棲息地喪失最嚴重、糧食需求也最大。”

他說，糧食安全依賴於健康的自然生態系統，公共開發銀行可以協助推進政策改革，取消有害的農業補貼，並在其業務中制定可衡量的生物多樣性目標，如恢復為農作物授粉的蜜蜂、蝴蝶以及其他小動物的重要棲息地。

貝祖揚說，貧困、性別及健康都與生物多樣性息息相關，貧困程度高的國家和地區的民眾也最易受到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影響，發展援助工作的重中之重。

鑑於亞太地區直接依靠大自然獲得食物與生計的人口超過4.8億人，他說，生物多樣性喪失對女性和兒童造成極為重大的影響——農村女性是收集森林及溼地產品的主要力量，而隨著資源減少，她們需要花費更多時間來完成這些任務。

他說，冠病疫情帶來災難性的健康影響，而生態系統破壞正是導致病毒和其他野生動物相關疾病（人畜共患病）傳播的關鍵因素。將社會目標與生物多樣性目標相掛鉤將是發展規劃的重要環節。

公共開發銀行發揮核心作用

貝祖揚透露，為了實現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巴黎協定》氣候目標，公共開發銀行已開始調整業務，包括亞洲開發銀行在內的八家多邊開發銀行，2020年共承諾660億美元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工程的氣候融資，以採取減緩與適應氣候變化措施。

他說，完整的生態系統可以為抵禦氣候變化提供最大的保護，健康的原生動植物群落可以構成完整生態系統的基礎。大氣候戰略中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對公共開發銀行而言 也就至關重要，例如恢復紅樹林及溼地等擁有豐富碳儲量和物種的生態系統，便有助於同時應對氣候變化及生物多樣性喪失問題。

但他也強調，公共開發銀行必須對其支持的項目的環境影響負責，而大規模的開發活動不可避免地會對生物多樣性構成風險。多邊開發銀行的保障標準是世界上最高的保障標準之一，但大多數公共開發銀行的保障機制有限。

據估計，每年約有1.1萬億美元的公共開發銀行貸款，包括投向亞洲的5400億美元（51%）貸款，會威脅到生物多樣性，只因為大多數活動發生在環保法規不健全、生物多樣性水平高的資源密集型發展中經濟體。

他認為，多邊開發銀行可以在公共開發銀行間幫助推廣生物多樣性保障措施的最佳做法。

貝祖揚說，許多公共開發銀行都會衡量其對聯合國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貢獻；但就目前所知，約一半目標的進展正因生物多樣性喪失而遭受破壞。聯合國也已為了加強各國在生物多樣性保護及氣候變化方面的努力，啟動“生態系統恢復十年”倡議。

“生物多樣性消亡危機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災難之一。從我們的後院到珊瑚礁和熱帶雨林，這種危機正在發生，卻幾乎不為人所見。在向綠色未來轉變的過程中，公共開發銀行可以發揮核心作用，幫助應對生物多樣性喪失、氣候變化及人類福祉等相關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