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只是当时已惘然 《台北人》序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战后我们全家便欢欢喜喜由重庆飞往南京，这座千年古城，中华民国的国都，八年抗战，南京是受伤最重的，南京人民经历过惨烈无比的大屠杀，三十万军民死于日军的刀枪下。如今抗战胜利，政府还都南京，南京人民欣喜兴奋之情，难以形容。那时南京城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气氛。我们从重庆这座黄泥斑斑的山城来到六朝金粉的古都，到处都是名胜古迹，令人目不暇给。在明孝陵，我爬上那些巨大的石马、石象上照相，在雨花台，我挖到一枚半透明晕红起螺纹的彩石，那枚彩石日后变成了我纪念南京的信物。父亲带领我们全家到中山陵谒陵，告慰国父孙中山在天之灵八年抗战胜利。我在桂林念中山小学一年级，我们的校歌头一句便是：我敬中山先生。那时年纪虽幼，可是也明白爬上中山陵那三百多级石阶是一项隆重的仪式。在秦淮河畔的百年清真老店马祥兴，我尝到南京著名的咸水鸭。我在南京居住的时间很短，但南京的印象却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因为那时南京是我们的国都，而我看到的南京是抗战胜利后的南京。那一刻，是国民政府在国内外声誉最高的时光。

  抗战期间，上海除了八一三保卫战受了一些损伤，并未遭到兵祸的破坏，战后的上海仍然是中国第一繁荣的国际大城。我在上海住了两年多，看到了旧上海最后一瞥的华丽。国际饭店十四楼的摩天厅、永安公司第七层楼的七重天、大光明戏院楼梯上厚厚的红绒地毯、美琪大戏院金发碧眼的洋妞带位员。我在美琪看到梅兰芳和俞振飞合演的昆曲《游园惊梦》，也在百乐门舞厅门口看过婀娜多姿的舞小姐，姗姗步上石阶。还有汇中饭店的嫩羊排，五芳斋的蟹黄面，我一双童年眼睛好像照相机一样，把这些上海风情画一张张咔嚓咔嚓都拍了下来，收在记忆库里。

回去，已是39年后的事了

  可是好景不长，没有多时，渔阳鼙鼓动地而来。民国三十七年底，徐蚌会战开打。上海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一夕间，上海繁华落尽，市面一片萧条，经济崩溃，通货膨胀，人们彻夜排长龙到银行挤兑，到处疯狂抢购物资。街上学生游行闹学潮，在我就读南洋模范小学，我亲眼看到对面交通大学的学生，一卡车一卡车被抓走。十二月，我们全家又开始打包准备逃难了，这回是逃共产党。我因生肺病被隔离，一个人住在法租界毕勋路一间法式洋房里。那天，大门一关，我便离开了，在车上只看见我收养的那一头流浪狗──狼犬来西，一直追在车后，不停的狂吠，好像它知道，它的主人这一去，恐怕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们从上海到南京，从南京的中山码头坐船沿长江直下武汉，武汉已进入寒冬，大雪纷飞，我们在父亲的华中剿匪总司令部，住了一阵子，司令部树上的老鹰都被冻得掉下地来。徐蚌会战，国军大败，武汉震动，母亲领着我们乘上粤汉铁路的火车，摇摇晃晃，一直奔向广州。广州到处都是北边逃来的难民。本来我们以为在广州可以待一段时间，家人还打算把我送到东山培正小学去借读，才上了两个礼拜的课，没想到共产党的军队南下这么快，广州也不稳了。于是我们又急急忙忙坐船逃往香港。我在船上睡了一晚，睁开眼睛已到了香港的油麻地码头，这一离开中国大陆，再要回去，已是三十九年后的事了。

  我离开大陆时十二岁，在我童年、少年时期，经历了八年抗战，将近四年的国共内战，可以说是成长于战乱之中，我曾目睹战争对于中国那片土地所造成的灾难，一瞬间，山清水秀的桂林城焚烧成一片焦土。经历过仓促上道，逃离共产党的彷徨慌张。当然，我也曾见证抗战胜利后，南京、上海暂短的荣景，当时还误以为歌舞升平的太平日子会永远继续下去。在我童年、少年的记忆中，充满了桂林、南京、上海这些城市兴与衰的画面。在我的认知里，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那场天翻地覆、天崩地裂的历史大变动里，在大陆的那个中华民国已经亡掉了。台湾的中华民国是历史的另一章。在我心中总隐隐地埋着一股无法释怀的亡国之痛。这股哀痛，有意无意间也就渗透到《台北人》这部书里了。 《台北人》是以文学来写历史的沧桑。

我的故友柯庆明教授在一篇短文中如此描述我的作品：

  它们大半是以华美流利之笔触，写〈黍离〉、〈麦秀〉的当代幽思：寄孤臣孽子去国离家的深情于放浪形骸云雨悲欢的感官际遇。整体说来是一部宣叙不尽、追怀中华古典文化的现代〈哀江南赋〉长卷；或者竟是本本以「魂兮归来，哀江南！」作结的当今《桃花扇》传奇。真的是：点血作桃花，谁解其中味？

庆明说得很好，《台北人》的确是我的《哀江南》。

民国一一○年九月十二日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