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只是當時已惘然 《臺北人》序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戰後我們全家便歡歡喜喜由重慶飛往南京，這座千年古城，中華民國的國都，八年抗戰，南京是受傷最重的，南京人民經歷過慘烈無比的大屠殺，三十萬軍民死於日軍的刀槍下。如今抗戰勝利，政府還都南京，南京人民欣喜興奮之情，難以形容。那時南京城中充滿了勝利的喜悅氣氛。我們從重慶這座黃泥斑斑的山城來到六朝金粉的古都，到處都是名勝古蹟，令人目不暇給。在明孝陵，我爬上那些巨大的石馬、石象上照相，在雨花臺，我挖到一枚半透明暈紅起螺紋的彩石，那枚彩石日後變成了我紀念南京的信物。父親帶領我們全家到中山陵謁陵，告慰國父孫中山在天之靈八年抗戰勝利。我在桂林念中山小學一年級，我們的校歌頭一句便是：我敬中山先生。那時年紀雖幼，可是也明白爬上中山陵那三百多級石階是一項隆重的儀式。在秦淮河畔的百年清真老店馬祥興，我嚐到南京著名的鹹水鴨。我在南京居住的時間很短，但南京的印象卻深深刻在我的記憶裡，因為那時南京是我們的國都，而我看到的南京是抗戰勝利後的南京。那一刻，是國民政府在國內外聲譽最高的時光。

  抗戰期間，上海除了八一三保衛戰受了一些損傷，並未遭到兵禍的破壞，戰後的上海仍然是中國第一繁榮的國際大城。我在上海住了兩年多，看到了舊上海最後一瞥的華麗。國際飯店十四樓的摩天廳、永安公司第七層樓的七重天、大光明戲院樓梯上厚厚的紅絨地毯、美琪大戲院金髮碧眼的洋妞帶位員。我在美琪看到梅蘭芳和俞振飛合演的崑曲《遊園驚夢》，也在百樂門舞廳門口看過婀娜多姿的舞小姐，姍姍步上石階。還有匯中飯店的嫩羊排，五芳齋的蟹黃面，我一雙童年眼睛好像照相機一樣，把這些上海風情畫一張張咔嚓咔嚓都拍了下來，收在記憶庫裡。

回去，已是39年後的事了

  可是好景不長，沒有多時，漁陽鼙鼓動地而來。民國三十七年底，徐蚌會戰開打。上海突然變得緊張起來，一夕間，上海繁華落盡，市面一片蕭條，經濟崩潰，通貨膨脹，人們徹夜排長龍到銀行擠兌，到處瘋狂搶購物資。街上學生遊行鬧學潮，在我就讀南洋模範小學，我親眼看到對面交通大學的學生，一卡車一卡車被抓走。十二月，我們全家又開始打包準備逃難了，這回是逃共產黨。我因生肺病被隔離，一個人住在法租界畢勳路一間法式洋房裡。那天，大門一關，我便離開了，在車上只看見我收養的那一頭流浪狗──狼犬來西，一直追在車後，不停的狂吠，好像它知道，它的主人這一去，恐怕再也不會回來了。

我們從上海到南京，從南京的中山碼頭坐船沿長江直下武漢，武漢已進入寒冬，大雪紛飛，我們在父親的華中剿匪總司令部，住了一陣子，司令部樹上的老鷹都被凍得掉下地來。徐蚌會戰，國軍大敗，武漢震動，母親領著我們乘上粵漢鐵路的火車，搖搖晃晃，一直奔向廣州。廣州到處都是北邊逃來的難民。本來我們以為在廣州可以待一段時間，家人還打算把我送到東山培正小學去借讀，才上了兩個禮拜的課，沒想到共產黨的軍隊南下這麼快，廣州也不穩了。於是我們又急急忙忙坐船逃往香港。我在船上睡了一晚，睜開眼睛已到了香港的油麻地碼頭，這一離開中國大陸，再要回去，已是三十九年後的事了。

  我離開大陸時十二歲，在我童年、少年時期，經歷了八年抗戰，將近四年的國共內戰，可以說是成長於戰亂之中，我曾目睹戰爭對於中國那片土地所造成的災難，一瞬間，山清水秀的桂林城焚燒成一片焦土。經歷過倉促上道，逃離共產黨的彷徨慌張。當然，我也曾見證抗戰勝利後，南京、上海暫短的榮景，當時還誤以為歌舞昇平的太平日子會永遠繼續下去。在我童年、少年的記憶中，充滿了桂林、南京、上海這些城市興與衰的畫面。在我的認知裡，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那場天翻地覆、天崩地裂的歷史大變動裡，在大陸的那個中華民國已經亡掉了。臺灣的中華民國是歷史的另一章。在我心中總隱隱地埋著一股無法釋懷的亡國之痛。這股哀痛，有意無意間也就滲透到《臺北人》這部書裡了。 《臺北人》是以文學來寫歷史的滄桑。

我的故友柯慶明教授在一篇短文中如此描述我的作品：

  它們大半是以華美流利之筆觸，寫〈黍離〉、〈麥秀〉的當代幽思：寄孤臣孽子去國離家的深情於放浪形骸雲雨悲歡的感官際遇。整體說來是一部宣敘不盡、追懷中華古典文化的現代〈哀江南賦〉長卷；或者竟是本本以「魂兮歸來，哀江南！」作結的當今《桃花扇》傳奇。真的是：點血作桃花，誰解其中味？

慶明說得很好，《臺北人》的確是我的《哀江南》。

民國一一○年九月十二日於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