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7:40am 17/11/2021

冯振豪.国阵族群分工不再是政治主流

冯振豪

2019年巫统选择跟伊党组成全民共识，当巫伊合作成事，侧面表明马华和国大党对巫统的价值，国阵的族群分工即已宣告落幕。

回顾马来西亚过去三年来的政局，“变”是2018年第十四届大选以来始终不变的存在，到底这个“变”是好是坏则有不同的诠释。有者认为，大马政治越来越黑暗，常常以“政客”扣在政治人物头上，多元包容的期待离现实世界越来越遥远，甚至有的还开始重温国阵时代的风景。另一边则持相反观点，认为我国政治正朝向崭新阶段，各党大乱斗让政治变得愈加务实，“马来穆斯林大团结”喊得再洪亮也规避不了马来席票分裂的趋势，全新的多党竞争逐步替代老旧的两线政治。

对笔者来说，政治由始至终没有乐观、悲观这桩事，因为政治就是一直在变化的存在。至于近几年的政局发展，我们应当抱着务实的态度评断时事，马来西亚的多元政治自然不也会因为一、两次选举就大起大落，但是以目前形势来说，我国政局确实正在朝着新的方向前进。

有一部分人会认为，国阵的分工模式是我国应该选择的路线，特别是2018年大选、喜来登政变直到现在的马六甲州选，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令他们倍感恐惧。然而，很多人没有真正了解国阵分工模式，纯粹是想要回到承平时光的鸵鸟效应。

据此，我们得先定义国阵的分工模式再来谈论后续的问题。根据这几年来阅读的文献，笔者认为政治学者佐汉（Johan Sarawamuthu）给出的阐述最到位。

佐汉的构想延伸自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的民主化理论，他以中庸社群主义（mediated communalism）解构国阵的分工机制，所谓中庸社群主义是由两个基本条件和三个充分条件所组成，这五个条件支配着联盟/国阵的分工模式。基本条件为主要政党组织的大联盟，以及族群、宗教的分工机制，充分条件包括稳固的马来政治领导与票源、强大的东马票源和强大的华印裔票源。说到这里，若有真心花时间了解大马政治的人士便会不言自明了：国阵时代已经回不去了。

2008年和2013年两次大选下来，国阵首先失去第三个充分条件，即非马来选民不再支持国阵，促使马华、民政党、国大党、人进党、砂人联党、沙自民党等巫统盟党败绩累累。2015年巫统党内大地震，马哈迪和沙菲益的离开严重削弱巫统以致第一个充分条件有弱化的端倪。2018年大选，国阵、希盟和伊党在马来半岛上演三角战，大肆分裂马来选票，东马在野党（希盟、民兴党）取得有史以来最佳战绩，导致缺乏华印选民支持的国阵连失第一、二个充分条件，巫统只在半岛守住49席（巫统46、国大党2、马华1），反观希盟得到98个半岛国席（包括一名亲希盟的独立人士）。

简言之，国阵在2018年大选已经失去中庸社群主义的三个充分条件，以致基本条件的功能难以畅行，所以2019年巫统选择跟伊党组成全民共识，当巫伊合作成事，侧面表明马华和国大党对巫统的价值，国阵的族群分工即已宣告落幕。

事到如今，尽管巫统跟伊党的关系暧昧不清，是分是合也说不清。惟，国阵模式若要重现则必须回到巫统一党独大，而要让巫统重构霸权就取决于马来选民和非马来选民的流向，以及国阵得到的席次是否足够而定。只可惜，阿末扎希在3月的党代表大会上表示，巫统以开放态度看待第十五届大选后的政治结盟，将以优势政党（dominant party）的姿态面向群雄，另一方面，巫统署理主席兼选举主任末哈山于11月10日推介竞选宣言指出，“稳定政局”是这次甲州国阵参选的第一项核心，以修宪增设五名官委议员作为促成选后联合执政的诱因。从巫统“两巨头”的言论得以发现，即便是独断专行60年的巫统，也接受无法重构国阵霸权的事实，试问国阵的族群分工又怎么能王者归来呢？

再说，政治学者Lijphart早在1977年《Democracy in Plural Society》一书中指出，尽管联盟/国阵具备共识型民主（Consociation Democracy）的特性，但这个协商机制是建立在充满缺陷的基础上——马来穆斯林偏好居首及寡头菁英的协商，非马来社会的诉求必须得到马来社会肯定才得以放行，而菁英之间达成的内部协议也未必展示各自族群真实想法，因此，Lijphart断定大马的共识型民主不会成功。

历史告诉我们，无论鉴于理想或现实，国阵的族群分工已不再是政治主流，鸡蛋别放在同一个蓝的说辞亦不合时宜，上到政治菁英下到一般选民是时候构思一套新的方程式。笔者认为，如果实现真正的多元政治，让各个族群的偏好被看重，并不是指定哪个政党或联盟可以完成的任务，应该通过广泛、专业、透明和理性，而且超越族群、宗教的协商机制，也就是朝野各个政党共同达致协议，这种操作或许非常缓慢，耗费的时间和资源成本也更加高昂，但总比几个政治寡头之间的协商来得透明，因此，多党政治将是通向多元、包容和繁荣的另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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