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婉瑋.“拜習會”後蓄勢待發的美中關係

美國崛起於19世紀，當時代表舊世界的歐洲國家已到強弩之末，20世紀二戰後，快速發展成為世界霸權，而90年代，更因蘇聯的瓦解享受一枝獨秀的超級大國地位。中國的起步相對晚很多，靠著80年代初的改革開放拉高國家經濟水平。雖然國內生產總值數字高速上升，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卻是參差不齊，所以中國自認整體為發展中國家的水平，然而，很多時候，中國表現的各方面實力已足享有發展中國家的大國之位。故此，兩國領導人都不否認彼此身為大國，有能力和責任解決世界關於人類生存的難題。

然而，現今全球貨幣體系雖依然以美元為核心，但人民幣繼續發展也會有平起平坐的一天，這一天正是美國所顧慮的，中國對美國既得的利益和地位之威脅。

依筆者看，美國的顧慮之一是社會主義制度和價值觀衝擊美國從20世紀初開始輸出世界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顧慮之二是虛榮心作祟，排斥中國的崛起形成大國均勢的格局，從而破壞美國“一枝獨秀”的優勢。

基於美國與中國的崛起背景迥然有異，從社會衝突論解讀美國與中國猶如既得利益者與未得利益者，而且雙方正處在世界秩序變化及重建導致的利益衝突當中。國家內部的衝突會有社會機制及國家政策調控，而國際社會則難調控，主要是不存在“世界政府”，即使有以國家為單位設立一些解決機制或法律，比如聯合國的安理會和國際法，也不可能有效的強制化大國行為。

換言之，美中關係最終走向更加競爭或更加和平，只有兩國通過彼此溝通的機制，加上自我審察行為，以及衡量維持大國共存的模式所需付出的國家利益，而拜登所謂的“護欄”也算為自我管制行為界限，以避免無邊界的擴張國家間利益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