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梁文道與陳丹青談論當代閱讀斷片化的那個視頻的時候,心中一直髮出種種抗議,如“我的閱讀,它從來都是斷片式”,如“無需用舊時代的標準說新時代的話”,如“我不讀,不代表我不識”。只是不久之後即又否定了自己。只因某一晚讀了最新《BRUTUS》 雜誌【村上春樹號】,中間小冊子復刻當年雜誌的一篇舊文章。
1982年,6月1日《BRUTUS》43號,村上寫道:“春天一來,我就想起了厄普代克 (Updike)。那個閱讀厄普代克,以及1968的春天。”上京讀書的村上,因為討厭帶上大行李所以預先寄送,只是將香菸、火機、以及一本厄普代克平裝本塞入大衣的口袋裡,跟女朋友食了餐飯,說聲撒喲娜拉即搭上了新幹線。始料不及的是,人到了東京的大學宿舍,行李卻不知為何遲遲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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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裡空曠,只有一臺一凳,鐵造床架,以及氣氛沉重的床褥一張。“試坐之下,如一週前買的法國麵包般堅硬。”實在沒有辦法,他只好到附近糖果鋪買了拼裝可口可樂及餅乾,返到房內,躺在堅硬的床褥上,繼續讀起了厄普代克。“房裡逐漸變得昏暗,我將天花板的白光燈開了。其中一盞燈管,發出了滋滋聲響。”晚上的八點半,村上將書讀完。在接下來的1個小時,他一直注視著天花板,“那沒有布團,沒有須刨,沒有人可以打電話約出來見面的巨大都市裡。”
“如有人問我,最適合閱讀的場所是在哪裡,我會回答‘那個1968年4月空房間的堅硬床褥上’,那個一行一行字往心裡刺穿的場所,那個我稱之為‘書齋’的地方……純粹為了閱讀厄普代克的地方,必定會存在於某個角落吧,當時直覺這樣告訴我。”
文章很短,今晚我又看了一遍。與朋友提起時,我說自己亦曾經有那麼專心讀書的日子。而如今只是“翻書”為樂,偶有完成一短篇,抑或者一個段落,即立即滿血,如食下大力丸。有時走入書房,對著滿山的西洋小說書背,抽出幾本,翻看第一頁第一段其中幾句,心中想像著無數閱讀的可能。15分鐘之後,熄燈,離開房間,聽音樂去了。如此動作,每個月固定發生幾次,樂此不疲,沒有絲毫罪惡感。而認識許多讀書的人,他們總是(如此主動地)將他人的或是自己不讀之罪揹負在身,彷彿時時刻刻對不起書時,甚至開始批評起人家買而不讀的行為起來時,我總是懷疑這樣是否過於自作多情;而自己年歲越大,越是不覺得讀某本書是必須,看某幅畫是必然,討厭教人這樣那樣食哪些東西去哪些地方才是生活。深入地想,也許這是某種安慰自己畢生註定沒法讀完滿山的藏書的保護機制啟動也說不定。又或許,是那些我曾經擁有過的專心一致的閱讀時光,在“堅硬如買回來一個星期之後的法國麵包的床褥上,世界某個純粹為了閱讀某位作家而存在的場所”逗留過,而那樣的經歷使得我如此勇敢,在大多數人都表示絕望的時刻,樂觀地在今晚同朋友說:“Paul Auster的小說好正,你一定要試一試。”暫時忘記了,本來要討論的,所謂斷片式閱讀的哀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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