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縮小貧富差距，或可為世界借鑑

西方國家收入差距於80年代初期一度降至歷史低點，但過去40年多年間，西方國家貧富差距又不斷擴大，而美國更是發達國家中貧富懸殊最明顯的一個國家。根據相關指標，現在全球貧富差距已經回到1929年大危機之前的狀態。

所以，當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向貧富差距問題發起挑戰，對世界意味著什麼？浙江大學共享與發展研究院院長和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長李實表示，中國推進共同富裕，將帶來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以及隨之而來的消費規模擴張。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直面全球性挑戰，如果在探索中形成新的發展道路，將給世界其他國家帶來很好的借鑑。”

根據中新社報導，李實在接受專訪時表示，三方面的因素對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起了很大的作用，即：全球化、技術進步、以及分配、福利和稅收等政策。

他說，全球化帶來資本的全球流動，其方向主要是從資本相對過剩的發達國家流向資本稀缺的發展中國家。有資本流入，加之廉價的勞動力資源，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收入增長相對較快。

“但是發達國家資本流出後，一些傳統產業如一般製造業出現萎縮，員工工資增長也相對緩慢甚至出現下降。與之相對，跨國公司及金融業大發展讓一部分高收入人群收益大增，收入差距拉大。”

李實也是中國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他說，技術進步大都由發達國家發起，而且技術往往與資本高度結合。隨著技術進步，一方面資本收益增加，另一方面，機器人等技術革新的出現，減少人工使用，對就業產生負面影響。技術越先進，在就業方面對人的替代也越大。

至於分配、福利和稅收等政策這個因素，他說，在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下，西方國家的各種經濟和社會政策發生調整。例如：減稅成了一種普遍性的政策手段，社會福利也被削減。如此，富人的稅在減少，而窮人的福利在下滑，貧富差距就擴大了。

李實表示，一定的收入差距，有助於經濟增長，因為發展所需的關鍵要素——資本，大多來源於收入更高的人。但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後，往往資本充裕，貧富差距的負面影響就更大。例如收入差距過大會導致消費需求不足，因為大量窮人沒錢消費。

此外，他強調，收入差距過大還會影響整個社會的人力資本，低收入群體在子女教育上無法投入更多，限制下一代的人力資本形成。

“它還會帶來整個社會的不穩定。比如：美國在前總統特朗普執政以後，社會撕裂愈發嚴重，其背後就有著貧富懸殊問題。社會分裂往往從階層開始，再加上種族等各種因素，於是又帶來了社會騷亂和動盪，近幾年這類情形頻繁在美國上演。”

須協調公平和效率兩個目標

針對中國在此時謀劃共同富裕，三十餘年來致力於收入分配和貧困領域研究的李實說，一方面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後，中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要有一個新的發展目標，共同富裕就設定了一個更高標準。

他不諱言，中國同樣面對收入差距較大的問題。去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係數是0.468，而全球基尼係數超過0.5的國家大約在10%左右。從全球來看，中國收入差距屬於偏大水平。

他說，儘管中國過去這些年的收入差距偏大，但社會仍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得益於過去30多年來，中國經濟持續保持較高增速，各階層人群的收入儘管增速不同，卻均保持增長，低收入人群也同樣從經濟增長當中得到相應好處，貧困人口不斷減少。

“這與全球很多其他國家，例如美國，情況不同：過去幾十年，美國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長期陷入停滯，甚至出現下滑。”

李實說，貧富差距對人們心理的影響來自橫向和縱向的對比。橫向是跟其他人比，縱向是跟自己過去相比。如果縱向對比收入持續增長，也會對橫向效應產生對沖，有助於緩解矛盾。

他說，過去由於縱向效應的作用，貧富差距在中國尚未引發嚴重問題。但國際經驗對中國來說也是一種警示：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增長放緩，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停滯時，社會不安定因素就會更加突出。

他強調，中國推進共同富裕直面全球難題，努力縮小在收入、財富、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差距，避免因貧富懸殊拉大而拖累經濟、引發社會問題。

李實表示，公平和效率兩個目標一直以來難以“兼容”。如何能讓二者形成相互協調、促進的關係，而不是非此即彼或替代對方，是中國要探索解決的關鍵問題。在這一過程中，一些創新機制或者辦法，會形成一條新的道路，一定程度上也能給其他國家提供寶貴經驗。

他也表示，推進共同富裕無論對跨國公司還是本土企業來說都是利好。中國推進共同富裕，縮小城鄉、區域和收入差距，形成橄欖型分配結構，必將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這意味著消費需求的提升和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企業也能隨之擴大生產、市場和利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