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派对上,我们谈论最多的是远方。
我们的派对是通宵达旦的那种,在哈皮家。哈皮住在火鸡场(那地方没有火鸡),200平米的房子,还有废弃的温室和春天飘满杨絮的院子。哈皮说选择火鸡场是因为房租便宜,还有就是为了减少进城喝酒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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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来,我们就出城找你,陈楠说。
于是我们来了,挤在哈皮的院子里,烧烤,喝啤酒,把音乐声调到最大。
偶尔我们会跳舞。我们蹩脚地模仿瑞恩·高斯林和艾玛·斯通跳踢踏舞和狐步舞。后来我们改跳巴尔波亚。是陈楠拉着我们跳的。那段日子陈楠在三里屯一家酒吧学跳摇摆舞。跳舞时,她昂着头,胸脯挺得直直的,项链吊坠在胸前晃呀晃。
陈楠是我们当中唯一热爱跳舞的。她聪明、果断,总是一副多巴胺旺盛的样子。她是个行动主义者,为了拯救地球,她用月经杯,不吃牛肉,做酵素清洁剂。她还是个永远在路上的国际新闻记者。我羡慕陈楠。她使我想起玛丽·科尔文,尽管她从来没有报导过任何战地新闻。
天转冷了,我们就待在温室里。那里有一张木桌、几把椅子、懒人沙发和舒适的浅灰色长绒地毯。那是哈皮和她的室友工作和虚度光阴的地方。她们在那里聊天、抽烟,直到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就站起来,回到桌子前埋头写稿。
陈楠要走了。这个派对就是为她办的。她获得“伊拉斯谟世界计划”奖学金,很快就要去奥胡斯了。
人人都想离开。我也是。
曲终人散后,我会和赵阳聊起陈楠。我们躺在床上长时间地谈论昨天的见闻。我们谈论我们那些总是蠢蠢欲动或永远悲观、虚无的朋友。
你觉得楠楠还会回来吗?我问赵阳。我把手从他身上移开,翻过身望着对面办公楼的落地窗。每天午后,其中一扇窗会将一束阳光反射到我们的床上。光影就像一只短暂栖息的蝴蝶。我轻轻抚摸那只蝴蝶。它瞬间就消失了。
如果是我,我一定不回来,我说。
露露就没再回来过。她去巴黎两年了,我们对她的近况几近一无所知。
哈皮也想出去。但她的英文实在太差了。为了强迫自己学英语,她报考托福,却一次又一次推迟参加考试。
我已经能看见我的未来了,哈皮说。她垂头丧气地。我清楚这种感受。
派对上,陈楠魅力四射,迷人极了。她是最耀眼的那颗星,人们围着她,听她讲述自己是如何熬过这段艰难时期的。过去的两个月,她一边出差,一边准备申请材料,结果胃食道逆流,吃了一个月的奥美拉唑。那场灾难似的生活已然结束。眼下她正踌躇满志,盘算着要在西方世界实现她的新闻理想。
之于我们,那的确是一个世界。真正的美丽新世界。墙的另一边。哦,我站在墙外等你,期盼着你的回应。
谁知道就在去年夏天,陈楠和我们一样深困在抑郁的黑洞之中?不知从何时开始,抑郁症如传染病般在我们当中蔓延开来。我们被一股隐隐的焦虑情绪笼罩着,那阴影不断地扩大,越来越黑,越来越黑,最终将我们彻底围困。
那时候,你经常找不到陈楠。杳无音讯。起初大家以为她又出差了,去了墨西哥或巴尔干半岛的某个国家,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出现在群聊里,你才发现她从未离开过。是一直没有离开她的公寓。
然后她会满血复活地出现在派对上。就像昨天那样。看,陈楠跳舞跳得多好呀。
来,我们为楠楠干杯。祝贺她终于解放了,哈皮说。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陈楠说,我在外面等你们。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赵阳问。
拿普利策奖!陈楠哈哈大笑。
哈皮,你什么时候走?
我他妈的都还没有考托福。写稿都使我焦头烂额了,哈皮大声说,把空啤酒罐扔到地上。
别那么愤怒,这对你没什么好处,陈楠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她接着说道。
哈皮没再说话。
我微笑着,悄悄用余光看了陈楠一眼。她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话了。她的样子和跳舞时的一样,头高高昂着,胸脯挺得直直的。她说她会开一个公众号,写她的“西方观察笔记”。她还会让西方认识真实的我们。她看起来是如此乐观、自信。仿佛昨日的那些忧伤,那些忿忿不平,那些愤世嫉俗,还有曾经的绝望,都不曾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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