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一旦离开香港就发现自己语言的短处,在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方缺乏语言的竞争力。但香港当局要扭转这样的局面,必须要有霹雳手段,设立一个语言改革时间表,再也不能蹉跎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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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如何成为香港的官方语言,已经摆上了议事日程。回归24年,香港普通话的普及化还是原地踏步,甚至倒退,关键是政府官僚的“懒政”,以及既得利益团体明暗两手的阻扰,再加上政客的搅局,使得很多香港中学与大学的毕业生,无法用普通话畅顺交流,因而一旦他们离开香港到了北京、台北、新加坡、吉隆坡就会尴尬得很,发现香港人所说的“中文”原来只是一种方言,而无法与全球华人充分沟通,也无法在全球越来越庞大的“中文圈”扮演活跃的角色,成为香港城市竞争力的一种结构缺陷。
香港过去反对普通话的组织大部分是从行业利益出发,如一些中文老师,他们长期都用广东话教学,若一旦改用普通话教学,他们很多都不能胜任,等于要被迫离职,因而他们强烈反对“普通话教中文”(普教中),强调“粤语教中文”(粤教中)是有深厚的历史传统,而粤语古音更能显示唐诗宋词之美。教育当局甚至在回归之后,加强广东话在考试中的地位,中学毕业考试设有“中文口试”的环节,考核学生的广东话发音是否准确,但却不管是否会说普通话,等于是在语文教育上开倒车,成为香港教育政策的一大败笔。
但更令人瞩目的是政治势力近年的背后操控,对普通话教学百般排斥,认为只有用粤语教学才可以彰显香港特色。近几年甚至泛政治化,将广东话视为港独的标志,强调这是香港推动政治独立讯息的载体,是香港建立“想像共同体”的必由之路。2019年黑暴期间,暴徒就到处攻击社会上说普通话的人,加以殴打,连来自台湾与东南亚的华人都受害,显示这样畸形的歧视成为黑暴核心思想,必须全民反击,也必须团结全球中国人予以反击。
必须强调,香港落实普通话,并非否定广东话,而是分清楚公领域与私领域之别。广州人在家里说广州话、上海人彼此说上海话、闽南人在家里说闽南话,中国有好几百种方言,大家可以在私领域说自己爱说的方言,但在学校、公家机关都说普通话才能彼此沟通,才能凝聚中华民族力量。
香港人由于教育制度没有“普通话化”,不仅没有落实普通话教授中文,也没有规定用普通话教其他科目,造成普通话科目在学校变成了一种“第二外国语”,平均每周只学不到一个小时,因此学生的水平一般都很差,香港人一旦离开香港就发现自己语言的短处,在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方缺乏语言的竞争力。但香港当局要扭转这样的局面,必须要有霹雳手段,设立一个语言改革时间表,再也不能蹉跎下去。
第一,先从顶层设计开始,从公务员开始﹑从公权力机构开始,都要落实普通话是官方语言的规定,一切的官方仪式都必须说普通话,就像北京与台北一样,也像英国殖民时期,一切官方仪式都说英文。为何回归多年,香港政府的公开仪式语言还不能用普通话来进行,这都显示港府当局的“懒政”、或是某些官员的别有用心,才导致今日的局面。
第二,要在公务员升迁关键点,将普通话纳入考核,就像英殖时期,将英文列为最重要的考核标准,奇怪的是,回归之后,普通话根本不在官员政绩考核之列,有些官员去北京开会要带上翻译,坚持用广东话或英文发言,还以此自豪,成为咄咄怪事。
第三,司法系统也要开始“普通话化”。长期以来,香港司法都是以英文为主,近年则加上了广东话,普通话基本上无一席之地。今后必须列出时间表,要瞄准几年之内,将法官与审讯的语言全部用普通话,向北京与台北看齐。
第四,要向新加坡学习,推广华语(中国国语、普通话),亮出“讲华语运动”口号,冲破省籍隔阂,香港人要摆脱语言劣势,要掀起全民运动。
第五,香港的教育拨款机构,如教资会(UGC)都要在大学的拨款中,明定大学入学须普通话考试合格、毕业时的普通话水平检定,列为重大的标准,让学校的师资,都要用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也确保每位香港的大学毕业生,可以充分掌握普通话,而不是每一次说普通话的时候,都要先自嘲自己是在说“煲冬瓜”。
香港推动普通话的语言工程,其实是一项艰困的政治工程,必然遇到很多或明或暗的阻力,但这是千秋万世的政治基础建设,也是纠正严重滞后的政策,必须走出官僚系统“懒政”的怪圈,也要有智慧面对各种千奇百怪的反对声音,从顶层设计开始,从公领域开始,上行下效,才可以扭转香港语言的劣势,才可以让香港人发现与全球15亿说普通话的人交流的喜悦。(中国14亿人口加上海外约一亿人的中文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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