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一旦離開香港就發現自己語言的短處,在中國大陸、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方缺乏語言的競爭力。但香港當局要扭轉這樣的局面,必須要有霹靂手段,設立一個語言改革時間表,再也不能蹉跎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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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如何成為香港的官方語言,已經擺上了議事日程。迴歸24年,香港普通話的普及化還是原地踏步,甚至倒退,關鍵是政府官僚的“懶政”,以及既得利益團體明暗兩手的阻擾,再加上政客的攪局,使得很多香港中學與大學的畢業生,無法用普通話暢順交流,因而一旦他們離開香港到了北京、臺北、新加坡、吉隆坡就會尷尬得很,發現香港人所說的“中文”原來只是一種方言,而無法與全球華人充分溝通,也無法在全球越來越龐大的“中文圈”扮演活躍的角色,成為香港城市競爭力的一種結構缺陷。
香港過去反對普通話的組織大部分是從行業利益出發,如一些中文老師,他們長期都用廣東話教學,若一旦改用普通話教學,他們很多都不能勝任,等於要被迫離職,因而他們強烈反對“普通話教中文”(普教中),強調“粵語教中文”(粵教中)是有深厚的歷史傳統,而粵語古音更能顯示唐詩宋詞之美。教育當局甚至在迴歸之後,加強廣東話在考試中的地位,中學畢業考試設有“中文口試”的環節,考核學生的廣東話發音是否準確,但卻不管是否會說普通話,等於是在語文教育上開倒車,成為香港教育政策的一大敗筆。
但更令人矚目的是政治勢力近年的背後操控,對普通話教學百般排斥,認為只有用粵語教學才可以彰顯香港特色。近幾年甚至泛政治化,將廣東話視為港獨的標誌,強調這是香港推動政治獨立訊息的載體,是香港建立“想像共同體”的必由之路。2019年黑暴期間,暴徒就到處攻擊社會上說普通話的人,加以毆打,連來自臺灣與東南亞的華人都受害,顯示這樣畸形的歧視成為黑暴核心思想,必須全民反擊,也必須團結全球中國人予以反擊。
必須強調,香港落實普通話,並非否定廣東話,而是分清楚公領域與私領域之別。廣州人在家裡說廣州話、上海人彼此說上海話、閩南人在家裡說閩南話,中國有好幾百種方言,大家可以在私領域說自己愛說的方言,但在學校、公家機關都說普通話才能彼此溝通,才能凝聚中華民族力量。
香港人由於教育制度沒有“普通話化”,不僅沒有落實普通話教授中文,也沒有規定用普通話教其他科目,造成普通話科目在學校變成了一種“第二外國語”,平均每週只學不到一個小時,因此學生的水平一般都很差,香港人一旦離開香港就發現自己語言的短處,在中國大陸、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方缺乏語言的競爭力。但香港當局要扭轉這樣的局面,必須要有霹靂手段,設立一個語言改革時間表,再也不能蹉跎下去。
第一,先從頂層設計開始,從公務員開始﹑從公權力機構開始,都要落實普通話是官方語言的規定,一切的官方儀式都必須說普通話,就像北京與臺北一樣,也像英國殖民時期,一切官方儀式都說英文。為何迴歸多年,香港政府的公開儀式語言還不能用普通話來進行,這都顯示港府當局的“懶政”、或是某些官員的別有用心,才導致今日的局面。
第二,要在公務員升遷關鍵點,將普通話納入考核,就像英殖時期,將英文列為最重要的考核標準,奇怪的是,迴歸之後,普通話根本不在官員政績考核之列,有些官員去北京開會要帶上翻譯,堅持用廣東話或英文發言,還以此自豪,成為咄咄怪事。
第三,司法系統也要開始“普通話化”。長期以來,香港司法都是以英文為主,近年則加上了廣東話,普通話基本上無一席之地。今後必須列出時間表,要瞄準幾年之內,將法官與審訊的語言全部用普通話,向北京與臺北看齊。
第四,要向新加坡學習,推廣華語(中國國語、普通話),亮出“講華語運動”口號,衝破省籍隔閡,香港人要擺脫語言劣勢,要掀起全民運動。
第五,香港的教育撥款機構,如教資會(UGC)都要在大學的撥款中,明定大學入學須普通話考試合格、畢業時的普通話水平檢定,列為重大的標準,讓學校的師資,都要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也確保每位香港的大學畢業生,可以充分掌握普通話,而不是每一次說普通話的時候,都要先自嘲自己是在說“煲冬瓜”。
香港推動普通話的語言工程,其實是一項艱困的政治工程,必然遇到很多或明或暗的阻力,但這是千秋萬世的政治基礎建設,也是糾正嚴重滯後的政策,必須走出官僚系統“懶政”的怪圈,也要有智慧面對各種千奇百怪的反對聲音,從頂層設計開始,從公領域開始,上行下效,才可以扭轉香港語言的劣勢,才可以讓香港人發現與全球15億說普通話的人交流的喜悅。(中國14億人口加上海外約一億人的中文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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