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未来的过去——马华话剧的史料抢救与当代诠释/于善禄

最初听闻马来西亚的马华戏剧研究学者沈国明发起“抢救百年马华话剧史料运动”，是在2018年10月底赴吉隆坡参与“回返与重启——马来西亚中文戏剧论坛：1990年代迄今”的场合上，当时心想这应该是一个很巨大的文化历史保育工程，不知要动用多少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但是对沈国明及他的工作团队而言，“抢救”先于一切，这是他对马华话剧史料的敏感度与危机意识，因为有许多史料的抢救是要跟时间赛跑的，尤其是还健在的戏剧前辈的口述历史，以及由于种种原因可能散失的物质史料（如场刊、剧本、信札、海报、剧照、影音等），都可能一不留神就错失掉了。我完全可以理解沈国明对于抢救马华话剧史料的热忱与决心。

隔年（2019）底，沈国明带领心向太阳剧坊及一众工作团队，筹办了“马来西亚华文话剧诞辰100周年——戏剧国际学术研讨会”，邀得亚洲各地诸多戏剧学者专家、前辈后进，齐聚于旧巴生路珍苑国际酒店，密集发表、研讨与分享，大部分的论文及发言都是聚焦在马华话剧的历史发展，另外有几篇触及非遗保护、仪式信仰、电影生产、戏曲传播、审美观念等文章。

而去年（2020）一整年，沈国明则是在办完研讨会后，就来到台湾做研究交流，持续在台湾搜集台马戏剧交流的相关史料，遍访相关的戏剧学者，不时地发表研究所得，这段期间我一直能够感受到他的研究能量。他对于任何一丝一毫可能的线索，绝不放弃，始终相信史料存于民间，对于几乎湮灭不在的人事物，他就是有办法使其浮出历史地表，这点令人不得不加以佩服。然而，比较让我好奇的是，在当前的马华话剧界，有多少像沈国明这样的史料搜寻与研究者？史料研究与交流的情况如何？相关的研究资源充裕、畅通与否？

可惜我前年因为事忙而无法亲临他所筹办的研讨会，失去了一个可以和诸方学者先进、戏剧同好当面交流的机会；很感谢沈国明特地邀我写这篇文章，并提供了该研讨会的相关资料（也就是这本论文集的电子档）给我阅读、学习，让我虽然不在现场，却也能够感受会场讨论与交流的热络，诸多前辈的无私分享与动人回忆，中青壮辈从更多角度回望历史并予以当代的省思。研讨会议期间，会场还设有“马来西亚华文话剧百年史料展”（让我联想到2007年在香港的第六届华文戏剧节“华文戏剧一百年学术研讨会”，以及2010年在新加坡的“戏聚现场：新加坡华语剧展”研讨会，在研讨会的举办之外，同时都布置了史料回顾展），期待这些史料未来有机会继续公开呈现给大众，不管是透过编辑印刷、陆续出版，或者是转成数位档案，存成云端资料库，架设专属网站，供大众阅览，使得这些珍贵的史料，可以获得更大的运用功能，并作为进一步研究马华话剧历史的重要基础。

马华话剧与中国话剧的血脉相连

有了史料作为研究马华话剧历史的基础，当然马上就会牵涉到看待史料与诠释史料的课题，而诠释则会涉及理论、方法与视角的涵养。我认为史料的搜集、档案库的建构、诠释、研究与产出，要并行并重，尤其是马华话剧在地史观的建构与彰显，强调其文化主体性与独特性的同时，又要兼顾文化的驳杂与交融。

从南洋华侨到马来华人的身分认同转移，多少也连带地影响马华剧人如何看待马华话剧的文化位置。在这本论文集中，有诸多文章都涉及“1919年情结”，也就是方修式地将马华话剧的起点与五四运动做强烈的连结，这样的连结，自有其历史事实，也有数十年来受方修影响的深刻痕迹，当然那也代表了早期马华话剧前辈受中国早期话剧的深重影响，有其复杂而深厚的文化历史情结。另外则有几篇文章提及1907年就有文明戏班在吉隆坡演出《徐锡麟》，不免令人将其与1907年春柳社在东京演出《黑奴吁天录》、《茶花女》做连结，试图将马华话剧的活动史往前拉到与“中国话剧诞生”同年，增加马华话剧历史的纵深，不仅演出剧目以晚清革命志士为题，也更彰显马华话剧与中国话剧的血脉相连。除了1907年与1919年之外，另外还有抗日救亡（用的是较新的中国抗日史观，1931-1945）与文革崇左（1966-1976），虽然这四种连结，其时代背景、文史条件、政治景况不尽相同，这里头甚至还有与戏剧运动相关的左右派政治路线之争、戏剧抗争、政治逮捕行动，以血以泪以命写史，但大抵都是透过戏剧作为情感连结的媒介，深化马华对中华祖国（不尽然是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脐带。

在这条“马华—中华”的连结脐带之外，令人好奇的是，马来西亚位处中南半岛与婆罗洲之间，陆地与海洋之间，在历史上，曾有马来文化、中华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英殖文化，甚至邻近的越南、泰国、印尼等错综复杂的东南亚文化，究竟有无或如何影响到马华话剧？影响的情态如何？这方面的描述似乎有在论文集中的一、两篇文章提及，不过多半着墨在戏剧语言的文化混杂表现上。